作者：童茵； 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艺术与传媒
童茵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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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董其昌生平大事年表、作品、交游、书画船、董陈交谊、学术探讨、鉴藏地图等多条人文脉络为角度，创新地利用先进的数字人文技术，依托藏品实物，虚实结合，进行董其昌数字人文的数据框架设计与解析，旨在建立连接博物馆藏品研究与公共服务的智慧通道，探索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研究的新范式。
关键词：数字人文 董其昌 人文脉络 数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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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人文与博物馆领域应用
数字人文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是传统人文研究在信息时代的一种革新。将数字技术合理地运用到人文研究当中，对图像、文本等内容进行数字化，整合和挖掘研究线索，从而发现一种新的研究视角。[1]在技术体系上，它涉及数字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可视化、VR、AR、MR、AI等技术，数据框架的设计与解析贯穿其中。
数字人文较早为图书馆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接受，但在我国博物馆学界还较少见到。由于博物馆往往拥有海量的藏品资源及其研究资料，也特别强调面向观众的可视化呈现，数字人文又具有数据分析的快捷和可视化的灵活性，能天然地融入博物馆的相关研究中去，满足检索、挖掘、分析、展示、共享文化遗产资料的需求，激活可贯通博物馆内部业务与公共服务的生长点。本次董其昌数字人文项目，正是数字人文与博物馆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实践，意在建立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晚明松江人。[2]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艺术大师，董其昌集古大成，融会贯通，洞察时弊，以禅喻画，提倡“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开创了中国艺术的一个高峰，影响其后三百多年。[3]2018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以上海博物馆自身馆藏为主，同时展览包括海内外重要收藏机构的相关藏品，全面地展现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以达到艺术性、经典性与学术性的统一。鉴于董其昌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此次研究引入了数字人文方法，充分开展董其昌相关的图像、文本等内容的数字化分析，力图全面地再现董其昌丰富的艺术人生，还原一个真实的董其昌。
二、董其昌人文图谱设计
数字人文研究首先需要有明确的主题定位，并建立该主题的图谱架构，再围绕这个既定的架构组织素材，建立标引和连接。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的定位，主要从一般专业研究人员关注不多的人文脉络入手，展现董其昌对书画艺术的认知过程、画艺精进的心路历程以及收藏鉴赏的文人趣味。
由此，需要掌握大量的文献，根据董其昌的著述、年表，以及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书籍等文本资料，借助藏品数据库，提取关键资源，逐步梳理出对他的艺术生涯产生影响的大事、作品、交游、书画船、董陈交谊、学术探讨、鉴藏地图等多条人文脉络。根据知识本体对资源定义出数据结构，提取其中人物、年代、地点、事件、作品等实体，并以RDF（资源描述框架）格式进行规范设计，再利用关联数据的知识组织能力，把散落在不同文献中的有关董其昌的人物、年代、地点、事件、作品等关联起来，数据经过清洗后，变成机器可识别的序列化格式，形成完整的董其昌人脉图谱，如图1所示。对古代书画的研究而言，图像资料非常重要。此次研究也汇集了大量的董其昌作品图像，从而以可视化的形态为董其昌的研究设计了一个“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可进一步探索董其昌的各种身份和相关表达，以及这些身份和表达与时代之间是如何彼此展开、相互作用的，为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数字形态上打下良好基础。
三、董其昌人文数据解析与发现
通过计算机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从大事、作品、交游、书画船、董陈交谊、学术探讨、鉴藏地图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数据的建模及可视化的表现。分述如图2。
（一）大事：一代宗师
在董其昌的大事年表中，包含了多个平行的线索，首先是董其昌个人的生平大事及其存世的编年作品数量。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卒于崇祯九年（1636），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几朝，其长寿的一生是几乎涵盖了晚明社会变迁及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4]
大事年表浓缩了董其昌的一生，尤其突出其艺术成就，不仅展示精华作品，也发掘作品创作的“时代土壤”。董其昌的艺术生涯风格多变，在于他对前人精华不断汲取与领悟的同时也受到同时代艺术家的影响，并使之内化为自身创作的思想和技艺，最终呈现于作品。[5]我们收集较为可靠的董其昌纪年作品，存放于数据库中，并利用算法自动分析和描绘出董其昌的创作曲线（红色为书法，青色为绘画），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于大屏上（图3）。其创作的高峰期和低谷期由此一目了然：董其昌最早的绘画作品是1589年的《山居图扇》（上海博物馆藏），最早的书法作品是1577年的《桑寄生传》卷，最晚的绘画作品是1636年的《细琐宋法山水图》（上海博物馆藏），创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绘画创作高峰年份是1623年（14件）、1626年（11件）和1628年（10件），书法创作的高峰年份是1628年（10件）、1621年（9件）和1634年（8件）。若书画作品合计，董其昌的创作高峰年有1628年（20件）、1626年（18件）和1621年（16件）。[6]董其昌三十五岁才进士及第，仕宦之途并不算顺畅，但最终能在晚明诡谲波动的政治争斗中置身事外。他将艺术作为人生的一大追求，寄情山水，七十二岁告老闲居松江后迎来了一次创作高峰期。通过年表上的这些纪年作品及其数量起伏，观众能认识董其昌的书画创作历程，明白董氏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人文历史研究需要“知其人，也要知其世”。所以在大事年表中提供了董其昌所生活的晚明时期的国家大事和艺术人物，也提供了欧洲同期的政治大事和艺术事件，共计408条，且每个事件都能查看图文详情。
明朝在内忧外患之下由盛而衰，皇帝怠政、大臣党争、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等接连不断；蒙古进犯北边，倭寇骚扰沿海，后金崛起东北；内政外交日趋混乱，使得明朝的境况更加艰难，也最终导致亡国。这个时代也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与艺术相关的就有文氏家族、项氏家族，以及徐渭、丁云鹏、陈洪绶等人。同期的欧洲文艺界也是群星璀璨，米开朗基罗、提香、鲁本斯、维米尔、莎士比亚等大师都大约生活在这一时期。这些人和事都可以在大事年表上直观地呈现，观众从中能感受到东西方艺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发展轨迹。[7]
到1500年前后，原来一直明显偏向亚洲的天平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世界文明基本上以大陆为中心，海上联系相对较弱。到这个时候，各大陆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意味着全球化的开始。尽管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遥远的欧洲处于扩张之际，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纷纷进行航海探险，开拓新航路，发现新世界，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建立殖民地。[8]葡萄牙人涉足澳门，荷兰人侵占澎湖和台湾，并引起纠纷。隆庆开关之后，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和文化联系增多，白银不断输入中国，利玛窦等传教士也来到中国，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和文化，随同宗教思想的传播进入中国。在大事年表中，观众可通过事件的横向和纵向维度，观察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及发现一些事件之间可能的关联，见图4。
（二）作品：纤毫毕现
传统的实物展示受限于展柜、灯光等条件，原作的细节不一定能完整而清晰地展示出来，展品处于一种“真实的不完整”状态，比如有些长卷只展示了画心部分，有些册页只展示了其中几页，观众难以全面而清晰地获知展品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本次研究利用了高清图像的优势，对董其昌的重点作品进行高清展示，并可根据作品的卷、轴、册页、扇面等不同形式，发布到横屏或竖屏的数字高清大屏（分辨率：4098×1356）上展示，大屏上的图像可放大到原作尺寸的数倍（图5）。观众不仅可以了解作品的基本信息，也可了解相关的研究资料。最重要的是，能在一屏之内尽览长卷的全貌和细节（原作、题跋、印鉴、装裱巨细靡遗），体会立轴原始尺幅与放大效果之间的差别（构图的经营与笔墨的变化俱入眼底），转而与展厅中的实物相比对，显然更足以领会作品之精髓。
本项目首创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中。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风，重写意而非刻画自然，又通过对自然的绘画抒发作者的清逸高远。中国古代文人画艺术创作的分析鉴赏是个复杂而玄妙的研究课题。这里通过卷积神经网络（CNN）等深度学习技术来分析董其昌绘画作品中的基本元素，包括山头、树木、房屋、山坡、矾头、桥梁等类别，经训练后，系统可自动地完成画面元素的识别和归类，并生成素材库，提供相似元素的关联，可帮助研究人员和文创设计师等快速地进行相似图像元素的聚类检索，也可面向观众提供交互应用（图6）。
（三）交游：人脉广通
我们从董其昌的相关文献中提取了132位与其相关的人物，从家族、艺术、官场和科举四个维度进行分类，探索他们和董其昌之间的交游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交关系。
在社交网络的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150定律（Rule of 150），也称邓巴数，是指一个人拥有稳定社交的上限人数大约是150人。这里的交游关系是指某个人知道其他人是谁并且了解那些人之间的关系。邓巴数首先由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于1990年代提出，并没有精确的数值，它介于100到230之间，一般取数值为150。而此次梳理出董其昌的朋友圈数量多达132位，足以说明董其昌交游广阔。
在交游板块中，既有董其昌人物关系的全景展示，也有家族、艺术、官场和科举的分类展示。每个人和董其昌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揭示出来。如图7所示，选取艺术类中代表陈继儒的圆点，可见他和董其昌是挚友关系，他和董其昌艺术圈中的多人都有交往，如陆树声、丁云鹏、李日华等。这就为分析圈子中更多的可能关系及影响提供了线索。
晚明时期的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士人重视物质和文化生活，是人文荟萃之地。图8是他们按照籍贯的地理分布展示，从中可见董其昌最主要的朋友集中在松江一带，家乡松江正是他逗留最久之地。周边的苏州、太仓、嘉兴、常州，以及徽州等地也是其朋友集中之处。图8表明，在嘉兴一地可找到董其昌的朋友共计17位，主要来自于嘉兴望族之项氏家族，项家丰富的书画收藏对董其昌的创作和鉴藏助益颇多。
（四）书画船：山川畅神
董其昌将书画鉴赏、创作与自身的游历融为一体。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写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他一生酷爱旅行，多次效仿宋代的米芾，在行旅舟中，随身携带心爱的书画名迹以便鉴赏，也常在舟中创作书画，或书写信札。[9]丰富的舟行经验和一路的山川美景对董其昌艺术观念及风格的养成起到很大作用。
根据傅申先生的研究，董其昌的书画船旅行次数大概有19次，有很多作品都是在船上创作的，尤其是福建与湘楚之行。因此这里选择他较为重要的三次旅行，第一次为万历十九年（1591），为老师田一儁扶柩回闽；第二次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奉命为持节使臣，赴长沙封吉藩朱翊鑾；第三次万历三十三年（1605），赴任湖广提学副使，每次行程都历经一两年。通过旅行路线的动画，可以看到以蓝色标识的行进路线，经过的地标依次出现。图9所示的为闽游路线。
在旅行路线动画中，其行经的每个主要地点发生过的事件及对应的作品也可呈现，比如闽游之行董其昌创作了著名的《纪游图册》（安徽博物院藏），描绘沿途风景，如图10。
（五）董陈交谊：白首至交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人。明朝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是董其昌的白首之交，在董其昌的书画创作与鉴藏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10]二人过从甚密，经常相邀游览松江九峰三泖，访友参禅，交流文艺观念，共同创作和鉴赏，直到董其昌去世。
为了表现董陈二人的互动，这里从二人各自的年表中抓取交集事件，以逐次出现的红点来表现事件，其中红点大小表示事件的重要性（与艺术相关者权重大），上下位置表示二人的主动性（董其昌发起者置上，陈继儒发起者置下，不分主次者居中）。结果发现，二人在王翼明家初识，此后六十年交往不断，老而弥笃，仅我们能统计到的交集事件就达到63次之多，二人的主动性也较为均衡（图11）。
董陈二人皆长寿，都活了八十二岁，陈小董三岁。二人各自的年表大事分置顶上和底部，作为参考坐标。同时，在陈继儒的年表上，放置了陈继儒及其长子梦莲的作品，可供查看详图。
为了突出时空关联，利用左侧的地图来标识事件发生之地，与事件联动，可直观地表现出事件发生地的频次，可见绝大部分交集事件发生在松江。这说明陈继儒在放弃举业隐居后，主要是活动在家乡松江一带。鉴于松江的重要性，我们也提供了松江城内地图，可标识出董陈二人旧宅的大致位置，当年正是近邻。
（六）学术探讨：双包可辨
由于董其昌一代宗师的特殊地位，随之产生的便是董其昌赝品空前泛滥的现象，世称“滥董”，这是古书画鉴定中一个绕不开的重点与难点，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万历三十六年（1608），董其昌本人曾在《嘉树垂阴图》轴上自题：“玄荫比部数从儿子请余画，以此奉寄，虽不得工，乃出余手，玄荫持此可称量真赝如何，董玄宰又题。”由此可见，其54岁时已有赝品行世，让他颇感无奈。
围绕董其昌一些作品的真伪鉴定，学术界有不少争论和探讨。此次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并未回避董其昌作品的真伪辨析，将原属私密的藏品研究中的比对、鉴定步骤首次放入到展厅之中，以数字化形式，向观众展示藏品研究中的经典双包案例。
我们选取了三组作品：《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和《烟江叠嶂图》卷（台故本）、《疏树遥岑图》轴（上博本）和《林和靖诗意图》轴（北故本）[11]、《古诗十九首》册（日本本）和《古诗十九首》卷（上博本）。[12]在《烟江叠嶂图》卷这一组中，总共提供了八对不同点，每一对都有局部大图，并辅以说明文字。《疏树遥岑图》轴和《林和靖诗意图》轴则提供了七对不同点（如图12、图13所示）。因此，借助高清大屏，允许观众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相同和不同，知微见著，产生探究真相的兴趣。
由此，数字人文技术为书画辨析提供了可视化的利器，搭建了开放的讨论平台。通过高清图像，并排对照，证据相扣，将诸多细节差异呈现出来，让观众在辨析、寻真中不仅“看到”了展品的面貌，更“感受”了展品的内涵，不仅“知道”了研究的结论，更“明白”了获得结论的方法。
（七）鉴藏地图：循流溯源
董其昌一生注重鉴藏，在他财力丰厚时，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逐步建构了自己的藏品体系，不少中国古代书画名迹曾经董其昌之手，如王羲之《行穰帖》、董源《潇湘图》卷、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等。他甄别寓目古代作品，辨析风格，逐步形成了“南北宗”理论，并指导了自己的书画创作。
本次鉴藏的资料以上海博物院研究员凌利中所研究整理的《传世所见董其昌鉴藏历代法书名画目录》为依据，提供了曾经董其昌鉴藏的290件作品的馆藏分布地图。从图14可知，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其中收藏丰富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65件、台北故宫博物院62件，上海博物馆51件，辽宁省博物馆10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9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9件等。
结 语
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从大事、作品、交游、书画船、董陈交谊、学术探讨、鉴藏地图等多角度融汇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董其昌和他的时代，成果可通过大屏、移动端、PC端等多终端进行发布。[13]不仅有助于董其昌研究，也有利于为观众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生动的视觉体验，让观众认识真正的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既顺应了数字时代的潮流，也对博物馆业务的提升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并无止境，未来可以从更多方面加以完善：
1.大事年表在时间上，可前后延展，如可向前追溯到吴门四家、元四家等，向后可衍生到清四王等。在空间上，也可增加其他地域的比对，如日本。若时空继续延展，人物陆续增加，数据持续积累，则可变成一个完整而细致的艺术史编年库。
2.机器学习在董其昌书画作品的图像分析上展现了可观的潜力。但此次范围有限，只针对董氏风格山水画的主要元素进行自动识别。将来可扩展到其他画家，增加花鸟、人物等画科，使得引擎更为强大，适应范围更广。下一步将对图像进行丰富而准确的标识，建成智慧型的书画元素库，真正助力古代书画的研究。
3.通过更为开放的框架，引入更多的合作者，进行资源共享和协同，将董其昌数字人文平台提升为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数字人文平台。
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展为博物馆藏品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可行模式，该模式也可应用到其他专题，并变幻出更多的样式。随着更多技术的合理应用以及更多资源的开放共享，博物馆领域的数字人文也将由点到面，形成燎原之势，成为一种变革的力量，促进博物馆行业的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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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 Framework for a Dong Qichang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Design and Analysis
Tong Yin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for Dong Qichang’s artworks. It uses advanced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to reconstruct a “real” Dong Qichang based on the museum collections, provides a feasible framework to design and analyze mass data, and establishes a digital channel between collections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in museum. It present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Dong Qichang; Humanities Dimensionality; Data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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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封帆
作者简介：
童茵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系统论、软件研发、创意设计。
注释：
[1]曾蕾、王晓光、范炜：《图档博领域的智慧数据及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1期。
[2]董其昌：《容台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3]齐渊：《董其昌书画编年图目》，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4]严文儒、尹军：《董其昌全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
[5]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6]上海博物馆编：《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
[7]理查德·奥弗里等：《泰晤士世界历史》，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8]沈坚：《世界文明史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9]傅申：《董其昌书画船水上行旅与鉴赏、创作关系研究》，《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3年第15期。
[10]高明：《陈继儒研究：历史与文献》，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11]钟银兰：《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两本辨伪》，《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年第6辑。
[12]凌利中：《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辨伪及作者考》，《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年第10辑。
[13]刘健：《数字人文，距离中国博物馆还有多远？》，《博物馆·新科技》2017年第9期。
原刊《数字人文》2021年第2期，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