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宸；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经典重释 现地诗学
唐 宸 / 安徽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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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古典诗文中的天象描写，研究者可利用天文软件进行科学验证，从而为辨析疑难天象、考证人物生辰、区分用典写实、明确作品系年提供帮助。论文以主流天文软件Stellarium为工具，通过分析《左传·僖公五年》晋童谣的历法建正、张翥与杨基的生日命理、李商隐与苏轼的用典写实、陈子昂与鲁迅的作品系年等案例，探讨了现代天文学手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方法与问题。
关键词：天象模拟 古代文学文本分析 Stellarium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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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者在阅读文献时经常遇到天文历法问题，但因没有专业的天文学知识，往往束手无策。古人多精通星宿命理，陈述所见天文现象或漫不经意，或实有所指，用散文、诗词等形式表述出来，与现代天文学术语颇多隔阂，更难以理解。如今，Stellarium和Starry Night Pro等现代天文计算软件已运用于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等领域，并因门槛低、精度高、3D效果直观而受到广泛认可。可以预期，这些软件在古代文学领域也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
Stellarium是一款主流的开源跨平台3D可视化天文计算软件，由法国巴黎天文台工程师Fabien Chéreau等领衔开发，经过近20年运营，后台已累积海量大数据，以计算精确、效果直观闻名（官方网站:http://stellarium.org/zh/，最新版本0.19.2）。软件默认星表包含60余万颗恒星，附加星表包含1.77亿颗恒星，并以扩展包形式内置中国、印度、日本、埃及、阿拉伯等20余种文化的星宿资料。063 古代文学研究者最适用的是“中国传统星空文化”扩展包，数据来源为伊世同 （1931—2008）先生积20年之功考校编定的《中西对照恒星图表》（王力《古代 汉语》采用此表）。研究者只需将该扩展包设置为默认加载选项，手动输入或选 定内置城市GPS坐标、时区、日期、时间，即可通过大数据计算模拟出指定时间 地点的全局3D天文星象，从而为辨析疑难天象、考证人物生辰、区分用典写实、 明确作品系年提供帮助。
一、辨析疑难天象
《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记录了大量天象，其中不乏疑难之处。明末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 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2] 今按：“七月流火”写秋夜大火星（心宿二）逐日往西边下落，天气转凉，是季节的变换；[3] “三星在天”写冬夜参宿三星从东方升起，直至“在隅” “在户”，是时辰的流动；[4]“月离于毕”指满月入毕宿（雨师） 之日往往多雨，是日期的循环。[5]至于“龙尾伏辰”，出 自《左传》“假道伐虢”事件， 具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是进行天文考辨很好的案例。《春 秋·僖公五年》对此事件的记载是：“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晋人执虞公。” [6]
将鲁僖公五年（公元前 655年，天文纪年为前654年）这一时间和鲁都曲阜的GPS坐标（北纬35°35′48.01″，东经116°59′28.00″）、时区（东八区）导入Stellarium计算，得出日食发生于该年8月 19日 （图1）。这一天换算成夏历（农历）是九月初一日戊申朔，[7]与《春秋》经文 所记“九月戊申朔”相同。夏历建寅，《春秋》在这里使用的是建寅历法。
关于接下来的“晋人执虞公”事件，《左传》补充了著名的“晋童谣”故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 谣云：‘丙 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 火 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8]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段话中的两处误差。首句“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以冬至所在之月为正月，即采用以冬至月为正月的建子历法。古今学者皆指出当月朔日实为壬子日（前656年12月26日），冬至实为癸丑日（前656年 12月27日），[9]《左传》误差一两日。“冬十二月丙子朔”当为“冬十二月丁丑朔”，[10]《左传》误差一日。春秋时期历法尚处于观象授时阶段，受客观条件影响，对合朔和冬至的观测常存在一两日的误差，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信的。[11]
再看这次晋灭虢之战的天象历法问题。童谣所云“丙之晨”即丙日之晨， 《太平御览》引作“丙子之晨”。[12]“龙尾”指尾宿，因该宿属青龙七宿之一，故名。[13] “伏”是说尾宿的视角高度较低，[14]而“辰”则是日月交会之意。[15]“丙之晨，龙尾伏辰”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月于丙日之晨交会，尾宿诸星因位置较低、距日较近，受日光影响而隐去不见。杜预认为：“‘九月、十月之交’谓夏之九月、十 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16]他的意思是，晋人卜偃所说“九、十月之交” 是夏正（晋用夏正），鲁人《左传》所载“冬十二月丙子〔丁丑〕朔”是周正，夏正建寅，周正建子，两种历法相差两个月，故晋历的“九、十月之交”便是周正的“十一、十二月之交”，也就是“冬十二月丙子〔丁丑〕朔”。目前古代文学界皆从杜预说。[17]杜预此说以所谓夏商周历法“三正说”为据，看似天衣无缝、不容置疑，实则并不可靠。现将虢国上阳城遗址（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公园保护区内）的GPS坐标（北纬34°45′48.71″，东经111°12′33.33″）和时区（东七区）、 时间（前655年，天文纪年为前654年）导入软件计算，得出“龙尾伏辰”现象 只能发生于该年11月16日（图2），农历十二月初一丁丑朔。
当日清晨时分，日月会于东方尾宿，月球临近天策（傅说星），包括天策在内的尾宿诸星受阳光影响隐约不见（“焞焞”），而南方广阔天空中遍布着属“鹑 火”星次（柳宿、星宿、张宿）和“鹑尾”星次（翼宿、轸宿）的各个星宿，在西降时隐隐呈现出朱雀之形（“贲贲”）。卜偃所说“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鹑火中”，意即破敌当日平旦“日在尾宿，月在天策（亦属尾宿），鹑火诸星在 南方中天”。其实此时鹑火诸星已西流，处于南方中天的是属于鹑尾星次的翼、 轸二宿。《新唐书·历志》云：“直鹑火之末，始将西降，故曰贲贲。”[18]明人邢云路亦云：“昔推鹑火中，今推鹑尾中，似微不同。然鹑尾即近鹑火。晋人用兵……岂在一时，固不害其为同也。”[19]上述考证表明：
第一，鲁僖公五年确实发生了“龙尾伏辰”现象，卜偃预言和所谓“晋童谣” 存在事实依据。
第二，鲁僖公五年的“龙尾伏辰”现象发生在公历 11 月 16 日，即农历 十一月丙子晦与十二月丁丑朔的晦朔之交，这和《左 传》所记“冬十二月丙子 〔丁丑〕朔”相合（当时置朔存在一两日误差）。
第三，《左传》“冬十二月丙子〔丁丑〕朔”使用的是农历，也就是建寅历法。这和前揭《春秋》同年记录日食的“九月戊申朔”所用历法一致。
《左传》“冬十二月丙子〔丁丑〕朔”属建寅而非建子历法，故杜预之说不能成立。不论是以所谓殷正或周正换算，事实发生在农历（夏历）十二月朔日（前 655年11月16日）的“龙尾伏辰”天象都不可能换算出“九月、十月之交”即 十月朔日这样一个日期来（农历十二月为殷正正月、周正二月）。“九月、十月之交”这句话不能成为所谓“三正说”即三代改朔论存在的论据，而只能视作《左 传》文本在不同历法地域流传而产生的变异，甚至可能是信奉“三正说”的早期 儒家传习者误将后文“冬十二月”理解为周正后擅改卜偃之语为夏正的结果。[20]
二、考证人物生辰
古代文人多相信星命迷信学说，有时会将出生时的特殊天象视作命运的预言。星命说的主要依据是命宫、身宫和宿值，即以出生时太阳行经星宿为“命宫”，月球（太阴）行经星宿为“身宫”，干支对应二十八星宿为“宿值”（《星学大成》卷首有《约太阳行度法歌》《约太阴行度法歌》《约二十八宿度数歌》，卷六云：“日向东生为命局，月从西出作身方。”[21]又有更复杂的紫微斗数法，此不赘述）。
而木星（岁星）等重要星曜的位置也常与命理相关。韩愈曾称赞星象家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22]更作有《三星行》调侃自身遭际云：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欢。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23]
“我生之辰”的“辰”泛指时间（廖莹中注：辰，时也。），“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意为“我出生时月亮位于斗宿”，这是对个人身宫的描述（韩愈生于大历 三年（768），月份不明，仅据每月一次的“月宿南斗”不能明确其生日）。苏轼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 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24]又说：“吾命在斗、牛间，而退之身宫亦在 焉。”[25]将苏轼出生地四川眉山纱縠行（今眉山市纱縠行三苏祠）的GPS坐标（北纬30°02’38.24″，东经103°49’46.06″）和时区（东七区）、生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导入软件进行计算，得出当日太阳在斗、牛之间的牛宿（图3），属摩羯命宫，与苏轼自述命宫相符。
元代文人亦深信命理之说。张翥《水调歌头·三十九年我》云：“三十九年我，老色上吟髭。生辰月宿南斗，正合退之诗。今岁两逢正月，准算恰成 四十，岁暮日斜时。”[26]泰定二年（1325）乙丑，张翥三十九岁，因闰正月多 算一岁，知他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丁亥正月，这与他另一首词《鹊桥仙·生朝戊子》 所记吻合。[27]词序中“丁亥岁戊 子日”为至元 二十四年正月 二十七日（1287年2月10日 ）， 将此时间与张翥出生地江西安仁（ 今 余 江 县）的GPS坐标（取安仁文庙：北纬28°23′46.66″，东经 116°54′17.34″）、时区（东八区） 导入Stellarium软件，得出当日月入斗宿（图 4），张翥自述“生辰月宿南斗”可信。
明初重要诗人、“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也曾作《梁园饮酒歌》感叹自身星命，开篇云：我生之辰木入斗，乌啼东井命壁守。壁为文府斗为岁，许我文章播人口。[28]杨基生年史无明载，目前学界提出的泰定三年（1326）、至顺元年（1330） 和元统二年（1334）三说均无可靠证据，而《眉庵集》中唯一明确提及自身生辰的只有此诗。所谓“我生之辰”即“我生之时”，与韩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意同；“木入斗”即木入斗宿（南斗），这一特殊天象约11.86年（木星周期） 才能发生一次，素称吉兆，如《星学大成》云：“木躔斗宿号天程，才智全兼早贵荣。柱石邦家须大相，必为廊庙福苍生。斗为帝居要木栖，木斗相躔器所宜。戬榖自然帝祉锡，斗宫得木世稀奇。” [29]
洪武六年，杨基落职返乡，他的祖母一度 “夜礼护落斗、朝诵弥陀经”，[30]将他的宦游不遂归结于“落斗”，这说明祖母很可能是杨基出生时特殊天象的见证者与口述者。现将杨基出生地苏州天平山的GPS 坐标（北纬31°17′18.21″，东经120°29′56.97″）、时区（东八区）导入软件，加载黄道坐标，即可运用内置“天文计算”功能生成木星星历图（图5），得出最近一次木入斗宿在至顺二年十一月五日（1331年12月4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 （1332年1月25日），这是杨基生日的上下限。[31]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命壁守”的含义。在前述时间范围内计算星历后可知（图略）：太阳经过尾、箕、斗、牛、女、虚诸宿，离壁宿尚远，因此“命壁守”并非以壁宿为命宫；月入壁宿有两次，分别是十一月八日（1331年12月7 日）和十二月六日（1332年1月4日），“命壁守”为身宫的可能性存在；再按星宿值宿计算，考黑水城出土元代《授时历》残卷有至正十年五月一日甲寅（1350 年6月5日）值胃宿的记录，[32]
根据七元甲子法[33]换算，当月十一日甲子（1350年 6月15日）值翼宿，属七元甲子法“五元甲子起翼”之五元甲子日，逆推得出至 顺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子（1332年1月21日）亦为五元甲子日、值翼宿，故当年十一月、十二月值壁宿的日期有十一月十二日（1331年12月11日）和十二 月十日（1332年1月8日），“命壁守”为星宿值日的可能性也存在。综合上述考证，杨基可能的出生日期如下（表1）：
表 1 至顺二年木入斗宿期间命在壁宿推算表（杨基可能的出生日期）
经过软件计算，上述四个日期都有可能见到“乌啼东井”的景象。现以十一月初八日为例，还原当时杨基出生地天象（图6）：
当夜井宿在东方（井宿别名即为东井），知“乌啼东井”为实写，并非用典。“乌啼”属古代民间流行的乌鸣占，即根据乌鸣时间、方位、地点判断吉凶的一种占法，如敦煌P. 3479《乌鸣占吉凶书》以日入时乌鸣南方为吉兆，占“得爵禄”，[34]但因文献弗征，今已不能据此法推算杨基出生的具体时辰。
要之，在采用科学天文软件还原天象、依据出土元代历书推算宿值的基础上，可确定杨基《梁园饮酒歌》所记“我生之辰木入斗，乌啼东井命壁守。壁为文府斗为岁，许我文章播人口”确属实录，其意为：“我出生时木星入斗宿， 乌鸦在东方井宿的方位啼叫。我的星命在素称文府的壁宿，同时受到岁星（木星） 入斗宿影响，这预示着我的文章将会为人传诵。”由于“命壁守”有命宫、身宫、 宿值三解，最终推算得出四个可能的出生日期。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可确定杨基生于至顺二年十一、十二月间（1331年12月7日至1332年1月8日）。
三、区分用典写实
古人采用天文名词入诗文，较多情况下属于用典取意（如王勃“星分翼轸”之类），但也有不少是对眼前天象的实录。李商隐《谢往桂林至彤庭窃咏》云：
辰象森罗正，钩陈翊卫宽。鱼龙排百戏，剑珮俨千官。城禁将开晚， 宫深欲曙难。月轮移枍诣，仙路下阑干。共贺高禖应，将陈寿酒欢。金星压芒角，银汉转波澜。王母来空阔，羲和上屈盘。凤凰传诏旨，獬豸冠朝端。造化中台座，威风大将坛。甘泉犹望幸，早晚冠呼韩。[35]
刘学锴云：“此赴桂林前随郑亚入朝辞谢，见彤庭早朝景象而赋。”郑亚受职 桂管观察使在大中元年二月初一日丁卯（847年2月19日），启程在三月初七日 （847年3月27日），李商隐入郑氏幕，随同入朝辞谢，其事即在上述时间范围内。此诗属应制之作，用典繁密，旧注以为“不知其谓”（何焯）、“用典未详，不宜强解”（张采田），甚至有“原编集外，固可疑耳”（冯浩）之语，董乃斌《李商隐传》、钟铭钧《李商隐诗传》均未引用。今按：诗中“辰象森罗正，钩陈翊卫宽”“月轮移枍诣，仙路下阑干”“金星压芒角，银汉转波澜”数句均是对眼前天 象的描写，并无深意，注家反复考证，反而求之过深、陷入穿凿。现将长安城的 GPS坐标（取大雁塔：北纬34°13′11.26″，东经108°57′33.93″）、时区（东七区）和前述时间范围导入软件进行计算，发现诗中所见 天象非虚，兹以二月十七 日（3月7日）卯时天象为例（图7）：
“辰象森罗正，钩陈翊卫宽”描写正北方紫微垣中的勾陈诸星，这是在长安城内北行赴朝途中最先注意到的天象。“月轮移枍诣”意为此时正西方的月亮逐渐下落，直至与宫殿屋檐相近（“ 枍诣 ”即宫殿），而“仙路下阑干”则是对辇道、天津诸宿的记录。至于东南方的金星和正南方的银河，均清晰可见，遂有“金星压芒角，银汉转波澜”之语。有上述天象为证，则此诗为李商隐大中元年二、三月间赴桂前所作，是真实无疑的。
古人诗文所记天象也有纯粹使用典故而绝非实见的。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所作《赤壁赋》有“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等句，历来脍炙人口。王水照曾撰文引明人郑之惠、清人张尔岐、日本清水茂对“七月既望”时月球位置的判断（郑之惠认为在女、虚之间，张尔岐与清水茂认为在室、壁之间），证明苏轼的描述与实际天象有所出入，原因是苏轼曾自述命宫在斗、牛二宿间，对斗、牛有特殊感触，加之斗、牛为文人熟典，故追求一时“文学情韵兴味”而写下此句。[36]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呢？将东坡赤壁的GPS坐标（北纬30°27′19.88″，东经 114°51′40.98″）和时区（东八区）、时间（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1082年8月12 日[37]）导入软件计算，得出当夜苏轼所见天象（图8）：
当夜月出在东方室、壁二宿之间，靠近壁宿的云雨、霹雳诸星官，距离南边的斗、牛二宿相差很远。“月出于东山之上”是写实，而“徘徊于斗牛之间”则非。王水照“用典说”可以成立。
四、明确作品系年
在区分用典与写实的前提下，天象描写有时能够为诗文系年提供线索。陈子昂《喜遇冀侍御圭崔司议泰之二使》云：
余独坐一隅，孤愤五蠹，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岁时仲春，幽卧未起，忽闻二星入井，四牡临亭。邀使者之车，乃故人之驾，隐几一笑， 把臂入林。既闻朝廷之乐，复此琴樽之事。山林幽寂，钟鼎旧游，语默谭咏， 今复一得。况北堂夜永，西轩月微，巴山有望别之嗟，洛阳无寄载之客。江关离会，三千余里。名位宠辱，一百年中。欢娱如何，日月其迈。不为目前之赏，以增别后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叹。
谢病南山下，幽卧不知春。使星入东井，云是故交亲。惠风吹宝瑟， 微月忆清真。凭轩一留醉，江海寄情人。[38]
这首诗体现了陈子昂“出与入的思想矛盾，独坐默观与无限孤愤的情怀”。[39]学界对它作于何年存有争议，罗庸以为长寿元年（692）仲春为继母守制时作，韩理洲、彭庆生则定为圣历二年（699）仲春归田居家时作，是他遇害前最晚的交游诗篇之一。[40]今按：诗中天象描写值得注意。“使星入东井”用《后汉书·李郃 传》典故：“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郃候舍。时夏夕露坐……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后世因此称使者为“使星”。陈子昂在诗序中强调“岁时仲春，幽卧未起”，有实见“使星入东井”天象的可能。现将陈子昂故居（今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遂宁市射 洪县陈子昂读书台） 的GPS坐标（ 北 纬 30 °59′56.44 ″， 东 经105 °16′25.95″）、 时区（东七区）导入软件进行计算，发现圣历二年仲春二月正值火星入井宿，兹以二月初六日（699年 3月12日）天象为例 （图9）：
当夜火星入井宿，与“使星入东井”相合；月相属新月，位于西方，亦与“微月忆清真”“西 轩月微”相符。陈子昂据此天象发挥“二星入井”典故，是较为合理的，故此诗当作于圣历二年（699）二月，韩理洲、彭庆生之说可从。
近代诗人写旧体诗亦不乏对天象的关注。鲁迅《自题小像》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41]
这首典故密集的小诗是鲁迅青年时期心志变化的里程碑作品，对其创作年代、地点以及诗中灵台、神矢、寒星、轩辕等词的含义，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主流说法认为：灵台指心，神矢为爱神之箭（西方神话概念），寒星指北极星，轩辕喻华夏民族。今按：上述诸名词皆属常见天文术语。灵台为星官名，属太微 垣，共三星。古人认为月入灵台则有风雨，唐人《步天歌》即云：“三个灵台候云雨。”鲁迅后文说“风雨如磐暗故园”，“风雨”和“灵台”存在明显逻辑关系。倘若鲁迅确实是化用眼前天象入诗，神矢、寒星、轩辕亦当为实见之星宿。考鲁迅1931年重抄此诗自注云：“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另有一篇手迹则书“时辛未二月下旬在上海也”。不少学者据此推断此诗作于鲁迅虚岁二十一岁的1901年。然徐重庆考证认为鲁迅于1902年农历二月 十五日乘大贞丸离开南京下关，取道上海赴日本求学，这与他三十年后重抄此诗 的时间、地点均重合，并非偶然。[42]现将南京下关GPS坐标（北纬32°05′18.35″， 东经118°44′29.80″）和时区（东八区）、时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公元1902 年3月）导入软件进行模拟，发现二月十三日（3月22日）月在灵台，且弧矢在正南，北极星在正北，轩辕在正东（图10）。
此夜距离启行赴日只有两天，鲁迅于下关江畔仰望日本所在的东方，只见月入灵台，轩辕诸星闪烁，再往周围望去，则北极（寒星）在左，弧矢（神矢）在右，二者遥遥相对。联想到自身遭际与民族前景，他一时思绪激昂，于是将眼前 实景一一化入诗中，融中西典故于一炉，写出了这首经典的述志绝句。徐重庆对此诗的系年推断可能是近于事实的。
结语
古代文学不是天文学，但天文学工具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帮助。面对古代诗文中的天文描写，研究者若能随手利用天文软件进行科学验证，或可避免望文生义、随意附会之失。在使用天文软件时应当注意：面对秦汉之前的天文历法问题不可墨守所谓夏商周“三正”之说，要注意天文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差异（天文纪 年有公元0年）；多利用现代历法学者的推步制历成果，留心古人计算朔日、闰月、冬至的误差和客观岁差；储备一定的天文学基础知识，避免混淆近似概念 （如干支纪年与太岁纪年，星宿与星名等）；使用天文软件时要注意案例所处的时 区；合理看待GPS地理误差（城市范围内的误差基本不影响天象计算），必要时可采用实地考察；天文学软件运算结果不宜作为孤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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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Astronom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Stellarium as an Example
Tang Chen
Abstract: Astronomical software is very helpful for verifying the astronomical descrip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such as the analysis of some difficult astronomical phenomena,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characters’ bir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ism and allusion, as well as the judgment of creation 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tellarium, a mainstream astronomical software, through several cases: the calendar problem of a prophecy poem in Zuo Zhuan, the birth time of Zhang Zhu and Yang Ji, the style of Li Shangyin and Su Shi’ poems, and the creation time of Chen Zi’ang and Lu Xun’s works.
Keywords: Astronomy; Text Analysis on Ancient Literary Works; Stellarium;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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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与研究”（18ZDA238）阶段性成果。
[1]参见简锦松：《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高雄：（台湾）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31页。
[2]顾炎武：《日知录》卷30，清乾隆刻本，第1a页。
[3]印志远：《〈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兼论文学史上的“岁暮”为秋》，《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4]林甸甸：《〈诗经〉“三星”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
[5]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竺可桢文集》卷2，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90页。
[6]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上第五，《四部丛刊》影宋本，第5b页。
[7]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72页。本文公历、农历转换皆据此，不再赘列出处。
[8]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上第五，第5b—8a页。
[9]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第72页。
[10]明人邢云路推算本次合朔：“《左传》谓丙子旦，今推丁丑旦。”今人张培瑜亦推算为11月16日，干支丁丑，参见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a页；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546页。
[11]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李昉：《太平御览》卷5，《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第2a页。
[13]一说“龙尾”指青龙七宿的最后一宿箕宿。箕宿与尾宿相邻，实际差别不大。此从尾宿说。
[14]古人将观星时所见角度分为“中、流、伏、内”四种，“中”角度最高（中天），“内”角度最低（地平线）。“七月流火”“龙尾伏辰”“火中成军”中的“流”“伏”“中”皆谓此。王力认为“伏，是隐藏的意思”，不够准确。参见王力：《王力文集》第1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38页。
[15] “龙尾伏辰”之“辰”为日月交会之意，故训无异说，王力、朱东润、杨伯峻皆同。唯叶嘉莹说：“龙尾伏辰是说天上的天龙星的尾巴正伏在辰的方位上的时候。”按：青龙诸宿皆无“天龙星”之名，以辰为方位不知何据。参见叶嘉莹：《迦陵说诗：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8页。
[16]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上第五，第7b页、第8a页。
[17]朱东润云：“晋用夏历，鲁用周历，十二月即晋之十月。丙子朔，初一日丙子，与前言九月、十月之交相应。”杨伯峻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此用周正，晋用夏正，则十月初一。”参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1页。
[18]《新唐书》卷27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8页。
[19]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卷5，第24a页。
[20]钱宝琮说：“事实上建寅、建丑、建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地域的历日制度，不应该看作是三王朝改变正朔的事实。”陈美东说：“春秋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夏代历法建寅（夏正）、商代历法建丑（殷正）、周代历法建子（周正）的三正之说，是断不可信的。”参见钱宝琮：《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1]万民英《星学大成》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a页。
[22]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21页。
[23]韩愈：《三星行》，《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32页。
[24]苏轼：《书退之诗》，《苏轼文集》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2页。
[25]苏轼：《书谤》，《苏轼文集》卷71，第2274页。
[26]唐圭璋：《全金元词》，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3页。
[27]唐圭璋：《全金元词》，第1019页。
[28]杨基：《梁园饮酒歌》，《眉庵集》卷4，《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本，第11a页。
[29]万民英：《星学大成》卷14，第11b页。
[30]杨基：《忧乐》，《眉庵集》卷1，第14a页。
[31]至于此前一次木入斗宿在1319年12月至次年2月，后一次在1343年11月至次年1月，都与杨基出生年代明显不符：杨基《忧乐》诗自称“嗟予已四旬”“我有九十母”，翁同文、贾继用皆考证此“九十母”为祖母省写，知他与祖母年龄差距在50岁左右。他于至正二十六年作《雷雨护婴图跋》云“祖母亦八十有七矣”，上推祖母生于至元十七年（1280），则他本人生年当在1330年左右。他与“吴中四杰”“明初十子”的其他成员应属同辈，这些诗人有明确生年的有王行（1331）、唐肃（1331）、张羽（1333）、张适（1333）、徐贲（1335）和高启（1336），彼此年龄差距很小，可为旁证。
[32]张培瑜：《黑城出土残历的年代和有关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3]郭守敬授时历是当时朝廷通行历法，其值宿采用七元甲子法，该法是将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与六十甲子搭配，循环值宿，周而复始。一周为420天，含七个甲子日：一元甲子起虚，二元甲子起奎，三元甲子起毕，四元甲子起鬼，五元甲子起翼，六元甲子起氐，七元甲子起箕。参见孔庆典、江晓原：《七元甲子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4]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99—512页。
[35]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第640页。
[36]王水照：《“徘徊于斗牛之间”释疑》，《鳞爪文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37]清水茂定为8月17日，实误。
[38]《陈子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39]陈伯海、蒋哲伦主编：《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40]罗庸：《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页；韩理洲：《陈子昂诗文编年补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彭庆生：《陈子昂诗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3页。
[41]《鲁迅全集》卷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3页。
[42]徐重庆：《鲁迅〈自题小像〉写作年代之我见》，《教与学》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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