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飞燕 高剑波;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社会网络
刘 飞 燕 / 广西大学复杂性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研究所
高 剑 波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数据与应用分析中心
————————————————
摘 要: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隋唐至宋时期人物及其社会关系数据,可得到以下研究结果:对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精英的社会网络进行可视化呈现,显示这些网络均由一个中央大网络和大量零散的小网络组成;通过研究从隋唐至宋大约七百年间精英社会网络的特征及其演化,可以发现这些网络的度的分布均为幂律分布,但隋唐和宋的分布参数具有显著差异,反映了唐宋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
关键词:隋唐和宋 社会精英 网络 CBDB 幂律 演化动力学
————————————————
一、引 言
自秦至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由历史承接的一系列朝代组成。这些朝代的兴衰过程大致相似:兴起—极盛—下坡路—被推翻;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 多数在一百至三百年之间。朝代的兴衰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无疑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社会精英们。在这里,社会精英一般指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或个人。宏观上,他们的整体命运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王朝兴,精英不断涌现,王朝衰,这个集体也跟着衰落, 甚至提前衰弱;微观上,在王朝的任何时期,精英个人也可能因为某个政治事件登上或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精英们的生活受到王朝政治的影响往往比普通老百姓大得多。那么,精英们如何增强在王朝中的生存能力或风险抵抗能力?策略之一是这些精英之间往往会通过某些方式组成一些团体,即形成网络。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阶层兴盛,并一直延伸到隋唐时期。这些世家大族无疑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之间还通过联姻等方式,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精英网络,这样不仅具备与最高统治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利益博弈的潜在能力,甚至可以在王朝的兴衰更替中保持相对稳定。
在隋唐时期,[1]有一些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这些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为尊贵,即博陵(今河北安平县、深州市、饶阳、安国等地)和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崔氏、范阳(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卢氏、陇西(今甘肃省东南部)和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荥阳(今河南省)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 或五姓七家。他们经历数朝而不衰,通过建立姻亲关系,实现强强联合。然而, 这样的世家大族在唐末的黄巢起义时期似乎突然消亡了。[2]因此,本文将聚焦于隋唐到宋这段历史时期精英社会网络的演化,探究世家大族的消亡过程和精英网络特征,进而比较中国历史中这两个重要的时期。
这些研究无疑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持,幸运的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基于该数据库,本文尝试了一些定量方法,以展现隋唐至宋这段历史时期精英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具体地,我们的研究将分为两部分:针对某些历史阶段,将其中的精英社会关系数据通过可视化工具,绘制成一张张关系网络图,为研究其网络特征提供一个直观的感觉;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精英社会关系网络提取若干重要特征,进而分析随着朝代的演进和更替,各个历史阶段的精英社会关系网络特征的演化,以及各个阶段之间、朝代更替之间、门阀家族之间亲属关系网络的演化。
二、研究数据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创立者为Robert M. Hartwell(1932—1996)教授,他将该资料库初版及其他财产赠给哈佛燕京学社。目前该资料库的开发工作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方合作进行。CBDB几乎收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传记资料, 包含中国历代约370,000人的传记资料,[3]如墓志铭、传记等,既可在线查询,又可全部下载以供用户离线时在计算机上使用。这些数据除了可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参考资料以外,亦可作统计分析、地理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4]
在CBDB中,人物资料最为丰富、全面的是唐宋两朝,分别记录人数为47,583 人和46,136人,[5]这也是本文主要着眼于唐宋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该资料库对于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不仅给出了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指数年、出生地、到过的地方等各种信息,而且把所有人物传记资料中人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数据都抽取出来了,比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政治关系、学术关系,等等。基于这些关系,可以得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及其关系网络,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关系类型展开不同的研究。
基于CBDB,我们对数据的具体处理过程如下:(1)筛选出该数据库中隋唐和宋两个时期同时具有生卒年、指数年等信息的所有人物列表,两个时期分别有37,163人和23,834人。[6](2)把隋唐至宋(581—1279年)的约700年分成若干个历史阶段。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已知历史知识的依赖,同时也便于检验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我们把这一时期划分为70 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10 年,好比一个时间窗口。(3)根据以上信息,得到属于各个阶段的完整人物列表,进而把人物列表输入到CBDB 数据库中查找各种类型关系的数据。本文关心所有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4)基于得到的各关系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主要是: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精英的社会网络可视化展示,以及从隋唐到宋这一历史时期,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及其演化模式。
三、研究结果
(一)唐代精英社会网络的可视化
作为示例,本研究中主要对唐代的精英社会网络分历史时期做可视化展示。我们大致把唐朝分为四个时期:初唐(618—712 年,唐王朝建立至唐玄宗即位)、盛唐(713—762年,唐玄宗、唐肃宗在位时期)、中唐(763—827年,唐代宗至唐文宗在位初年)和晚唐(828—907年)。[7]使用可视化工具Gephi(https:// gephi.org/)对以上四个时期的精英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展示(见图1)。从图中可以发现四个时期的精英社会网络主要由两种类型的网络组成:一个中央大网络和周围大量的小网络。就各个网络来说,中央大网络包含的节点(即精英)数量最多;周围的零星小网络包含的节点数比较少。相对于节点的总数,虽然中央大网络包含的精英数量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这个网络包含了最高统治者的家族—皇族,所以在社会政治资源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也可以称为“中央权力网络”;随着时间推移,中央权力网络的相对规模在变大(这一点也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被证明),也就是说更多精英选择趋向于中央权力网络。这里未对宋朝的精英社会网络做可视化展示,因为在下文中将会对唐宋的精英社会网络做详细的比较和分析。
(二)各阶段精英社会网络的度的分布
为了更好地用定量方法分析隋唐至宋时期的精英社会网络,本文主要考察了这些网络的若干重要特征,比如网络度的分布。网络中节点的“度”即与该节点连接的所有节点的数量。通过分析发现,隋唐至宋时期各阶段的精英社会网络的节点度的分布近似服从幂律分布。所谓幂律分布是指,网络节点的度Degree需满足以下条件:
P[Degree≥d]~d-α, d→∞
其中,α是幂律分布的参数。网络节点的度服从幂律分布意味着,当一个新节点进入网络时,它与拥有更大的度的节点连接的可能性更大。在幂律分布中, 不同的α代表不同的含义:(1)α<1 表示网络中节点度的均值与方差都是无限的;(2)1<α<2 表示网络中节点度的均值有限但方差无限;(3)α>2 表示网络中节点度的均值与方差都是有限的。
我们对划分的70 个历史阶段的精英社会网络的度的分布做了检验,结果发现均近似服从幂律分布。图2显示的是其中两个阶段精英社会网络的度的分布(注意:图中的坐标轴为双自然对数坐标)。可见,两个分布都很好地服从幂律分布,但两者的参数不同。结合上文所述α 不同代表的含义不同,反映出这两个阶段的精英社会关系网络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隋唐至宋时期精英社会网络的演化
在上一节中,我们发现分别属于隋唐和宋的两个历史阶段的精英网络节点的度虽均服从幂律分布,但分布参数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代表隋唐和宋精英网络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如果是,从隋唐到宋,精英网络是如何演化的呢?我们进一步得到了从隋唐到宋各历史阶段的精英社会网络的α随时间的演化(见图3)。不难发现,隋唐和宋精英网络的α 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均大于2,而后者均在1和2之间),证明隋唐和宋精英社会关系网络确实存在结构性差异。
隋唐时期,α>2 表示该时期精英社会网络节点的度的均值和方差都是有限的,由于具有较大的度的节点都集中在中央大网络中(参见图1),所以这个结果说明中央大网络并不比周围那些小网络大很多,也就是说在中央权力网络之外还存在许多规模相当的其他精英网络。另外,隋唐时期,α 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中央大网络相比周围的小网络在变大,说明精英逐渐趋向接入中央权力网络。相比之下,在宋时期,1<α<2 表示精英社会网络节点的度的方差趋于无限,说明中央大网络节点的度会远远大于周围的零星小网络。由于中央大网络包含了大部分的精英,即中央集权程度很高,因此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一些政治事件等,这对精英们整体的影响或牵连范围会比隋唐时期要大得多。
进一步还可以查看从隋唐到宋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央大网络的规模相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见图4),我们发现,在隋唐时期,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均非常小,这与上一节的分析结果一致。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的演化,我们还把隋唐部分放大(见图5),可以看到, 隋唐时期的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均不到0.1。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中央的精英构成的网络基本都是小而精的,这个小而精的网络是以少数世家大族或门阀为特点的,这些门阀世家主要包括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他们几乎代代做官,牢牢把持着中央权力,而且还通过联姻等方法进一步形成牢固的联盟关系。另外,通过图5还可以看到,在唐初期,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还比较小,陷入安史之乱(755—763 年)后的藩镇割据时期逐渐变大;相对规模在公元805 年左右到达峰值,此时正值“元和中兴”的开创者,也是被认为中晚唐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宪宗在位时期(806—820年)。唐宪宗之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藩镇割据加重,社会更加动乱,中央权力网络被打碎(表现为其相对规模急剧下降);以前牢牢占据中央权力网络的门阀世家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下降,在黄巢起义(878—884 年)之后,更是几乎彻底消亡了。[8]
再来看看宋代(见图4),宋王朝的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几乎都大于0.5,甚至达到0.8,足以说明中央大网络包含了大部分的精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宋朝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吸取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导致最后灭亡的教训,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从图4中还可以明显看到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在北宋和南宋时期各有一个峰值:北宋时期的峰值发生在宋仁宗(1022—1063年)中期,这时北宋达到最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峰值发生在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1162—1189年)中期,宋孝宗也被认为是整个南宋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以在内政上加强中央集权而著称。进一步分开看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里中央权力网络相对规模的演变模式颇为相似,先是逐渐上升,到达顶峰后下降(顶峰正好是王朝最鼎盛时期),与宋王朝的兴衰演化几乎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央权力网络相对规模的演化模式体现了宋王朝的兴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律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王朝,因为王朝之间的政治体制有巨大差异)。
(四)隋唐至宋时期精英的亲属关系网络的演化
在研究精英的社会关系时,我们还特意考察了隋唐至宋时期的亲属关系(kinship)及其网络。[9]亲属关系是重要且相对牢固的一种社会关系类型,尤其是在隋唐时期。这个时期,门阀大族之间彼此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一种牢固的社会政治关系,大大提高了生存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本研究探究了隋唐到宋时期,精英的亲属关系网络的演化(见图6)。
在整个隋唐时期,精英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属关系,相对规模几乎接近1,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CBDB 收集的隋唐人物资料的来源有关。隋唐时期的人物关系数据主要来自墓志,在墓志中人物的亲属关系描述往往比较详尽。尽管如此,这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隋唐时期精英的社会关系类型,因为即使是墓志,其他的关系往往也是有记录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在隋唐时期亲属关系是精英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与历史事实也是基本一致的,因为门阀世家是隋唐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唐代以后的宋代,亲属关系所占的比例就明显变小了,这与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并广泛从中下阶层选拔各级人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整个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高度繁荣。然而,尽管如此,亲属关系在精英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的比例并不小,几乎都在0.5 以上。进一步地,通过对比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和亲属关系的相对规模(见图7),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图中显示整个宋代中央权力网络的相对规模的变化(蓝色曲线)和亲属关系的相关规模的变化(红色曲线),两者的演化模式是基本相反的:亲属关系的相对规模下降,中央权力网络的相对规模上升,宋王朝走向更加繁荣;亲属关系的相对规模上升,中央权力网络的相对规模下降,宋王朝走向衰败。一般来说,当王朝繁荣时,中下阶层的上升通道较宽,更容易进入中央权力网络,这时政治文化名人辈出,如宋仁宗时期的欧阳修、包拯、范仲淹、苏轼等,宋孝宗时期的朱熹、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而王朝衰败时,凭借亲属关系接入中央权力网络的人更多,这也堵住了更多来自中下阶层人才的上升通道。
四、结 论
基于CBDB 数据库中的人物及其社会关系数据,本文研究了从隋唐到宋的精英社会网络的特征及其随时间的演化,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结果:
(1)各个时期的网络均有一个中央大网络(也可称为“中央权力网络”)和一群小网络组成;
(2)各个时期网络的节点的度的分布均近似服从幂律分布,但隋唐和宋的分布参数有显著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历史时期网络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3)中央大网络的相对规模在隋唐和宋亦有重要的差异,反映了这两个时期在政治体制,尤其是在中央集权程度上是不同的;
(4)在隋唐和宋两个时期,亲属关系在精英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程度也不一样。
本文的研究从众精英的社会关系这个角度入手, 基于网络科学中的定量方法探究了从隋唐到宋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演变。通过量化的方法,往往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发展演变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再结合他们对历史阶段、历史事件的深入挖掘,从而可以找到更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问题,并提供解释。
作为初探,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历史阶段的划分。采用10年作为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10年可能太短,或许可以尝试用50年(大约为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作为一个窗口,然后每次移动10 年。(2)在CBDB中,隋唐和宋时期人物社会关系数据的来源不一样(关键在于是否都具有代表性),所以两个时期放在一起对比,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要较好地比较隋唐和宋代的精英社会网络,以及两个朝代之间社会网络的演变还需要更多的细致工作,也需要等待CBDB收集来源更丰富的精英社会关系数据。(3)在网络科学中,除了节点的度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量化网络的变量和方法,比如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直径、聚集系数、社区发现,等等,这些方法有可能帮我们挖掘出更多有意思的结果。(4)在分析精英的社会网络时,并没有对人物之间关系是正面还是负面做区分。我们希望将来能补上这部分研究。
—————————————————————————————————————————————————————————————
Dynam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Networks of Elites from Sui-Tang to Song Dynasty
Liu Feiyan, Gao Jianbo
Abstract: Based on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our research includes: visualizing the social networks of elites in Early Tang, Splendid Tang, Mid-Tang, and Late Tang; inve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networks of elite from Sui-Tang to Song Dynasties, where we find that all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degree of those networks follow power-law, but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highlighting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words: Sui-Tang and Song Dynasty; Social Networks of Elites; CBDB; Power-law; Dynamics of Evolution
—————————————————————————————————————————————————————————————
注释: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61002,41671532)、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592605)阶段性成果。
[1]由于隋仅享国38年,且隋和唐紧密联系,所以本研究中把隋和唐放在一起。
[2]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9—241页。
[3]本文使用的CBDB仍是截至2017年4月的版本,而没有来得及使用已经更新到2019年4月的版本。
[4]徐力恒:《唐代人物资料的数据化: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近年工作管窥》,《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
[5]截至CBDB 的2017年4月版本。
[6]在本研究中,为了方便考虑,我们认为同时具有这些信息的人物为社会精英。
[7]这里借鉴了元杨士弘的《唐音》和明高棅《唐诗品汇》对唐诗的分期。这里的四个分期主要是为了分别做可视化之目的。
[8]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229—241页。
[9]这里的亲属关系包含范围较广,比如宗族、姻亲等。
编 辑 | 赵薇 付明易
原刊《数字人文》2020第一期, 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