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锦松 唐宸 王勇，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简锦松 / 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
唐 宸 / 安徽大学文学院
王 勇 / 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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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省城杭州和福建省城福州之间的水陆驿程，明人分称为官路与私路，官路是指经由铅山县和崇安县武夷山的驿路（简称铅山武夷路），私路是指经由江山县江郎山和仙霞岭的道路（简称江郎仙霞道）。入清以后，升改为驿路，武夷铅山路反而变成次要道路。虽然如此，两条道路都是明清往来杭州与福州的先后驿路。
本研究采用“现地研究法”，确立主要采用《周行备览》取得两条水陆驿程沿途详细地名的原则，并且使用《大清会典事例》的全国邮铺，补充全区的陆路网络，然后以宋元明清时期旅行本区的四十种行记与三十六种纪行诗卷，结合地方志和古今地图，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为工作平台，将沿途地名及道路都做成GPS数化处理，使地名全部都可以简易检索，道路都可以达到拟真的效果。
关键词：杭州 福州 明清 驿路 现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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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省城杭州和福建省城福州之间的水陆驿程，明人分称为官路与私路，官路是指经由铅山县和崇安县武夷山的驿路（简称铅山武夷路），私路是指经由江山县江郎山和仙霞岭的道路（简称江郎仙霞道）。明天启年间，江郎仙霞道开始设关征税，入清以后，升改为驿路，武夷铅山路反而变成次要道路。虽然如此，两条道路都是明清往来杭州与福州的先后驿路。
这两条驿路都称为“水陆驿程”，是因为大段的路程以水运为主，只有在铅山武夷路的铅山县至崇安县城、江郎仙霞路的江山县清湖镇至浦城县城，纯用陆行。但水运有季节性的困难，当水量不足时不得不陆行。而且，舟行虽比陆行舒适，但水行还有一层心理压力，特别是福建溪流滩险水急，有许多人恐惧覆舟之厄而不敢乘船；清朝政府也曾为了安全而规定官员陆行。因此，本文不仅处理两条水陆兼程的驿路，同时也整理了与水运平行的陆路。
研读古籍，不知实地，犹如画鸟不画双翼。古代地理书虽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可惜，他们没有现代地图技术、没有卫星和GPS工具，他们所书写的内容即使十分正确，要还原其准确性，仍是十分困难之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仍属传统研究。
传统研究只能做到驿与驿的等级，然而驿与驿之间的距离动辄三四十公里以上，如果只把驿站用直线连接起来，并不等于了解古代道路。前人行记或纪行诗篇经常写到更细的地名，读者如果没有先进的驿路工具，遇到他们写出驿以下的地名时，往往不知所措。其实，古代道路在哪里？如果是水路，沿途的埠站、塘汛、人家在哪里？如果是陆路，驿站与邮铺的现在位置为何？整条路程从哪里经过？这些如果都茫然不知的话，所谓的文学研究或历史诠释，其实大多是架空的。
本研究采用“现地研究法”，首先整理现存的三十种官私路程书，确立主要采用《周行备览》的沿途详细地名以及《大清会典事例》的全国邮铺的原则，然后全面收集、标点、整理宋元明清时期旅行本区的四十种行记与三十六种纪行诗卷，结合方志库和古今地图，取得了五百个以上驿点，所谓驿点，是指县、驿及见于前述文献中的大小地名点。对本驿路充分掌握后，再将民国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全部数字化叠图进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最后，以实际河川与现代公路为基础，利用Google Earth Pro的强大功能，将沿途地名及路线做成GPS数字化处理，使地名全部都可以简易检索，路线都可以达到拟真的效果。
进行的步骤是，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为工作平台。将明清路程书中的地名，先在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以下简称五万图）、谷歌地图、天地图上搜寻，建立Excel档案库，再以唐宋元明清的诗卷、行记与各地的方志，以及笔者亲自定位的GPS数据，参互验证。之后，输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标记各地名的GPS位址。在路线方面，水路根据河川变化，陆路依照邮铺，先在五万图中找出早期老路，再于Google Earth Pro画出最相似的模拟道路。明清路程书、方志、行记所载的里数，有准确的，也有不准确的，皆不予评论，直接改以卫星地图上实测的公里数来记载。最后，将以上所有研究成果，做成方便于GIS应用的专题网页，并且提供KML文档，读者诸君可以利用本文结论所附网址，线上应用及资料下载。
由于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前行研究，所以这项工作有下列四大贡献：
一、彻底查明所有的府、县、村、镇、塘、埠的大小地名，解读其古今沿革变化，明清古书中的小地名，大量得到认证；刷新了传统的古地名研究法。
二、水路依实际河川在Google Earth Pro绘出，除取用清末民初的水文资料，也注意现代的闸、坝、电、库等水利设施；突破了人文学界对河川的处理态度。
三、陆路依据明清方志及《大清会典事例》邮铺，先以早期五万图所保存之老路为指导，再落实到现有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具体绘出模拟路线。
四、本文建设之网站，可供立即检索，所附之KML文档可导入Google Earth Pro或QGIS等应用程序，在个人计算机中使用。想要研究宋、元、明、清哪一家的行程，只要经由检索、取用和排列，就可以迅速建构其人的旅行全貌。
全文分成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第二部分是研究准备，包括材料如何取用等等；第三部分是各种研究项目的作业方法；第四部分是《周行备览》等明清路程书所载福州至杭州的两条水陆驿路的全程列表；第五部分是《大清会典事例》邮铺门所载平行陆路的全程列表；第六部分是结论。
一、研究方法（上）——四大准备
“现地研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全新的研究方法，可能相当陌生，因此，本文分别在本节和下节，先介绍我如何进行“现地研究”的方法论。
研究的第一步，先要准备材料，笔者从四个方向作了准备：（一）解读明清路程书，取得水陆驿程。（二）整理诗文行记，深入道路情况。（三）数字化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等，叠图于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四）定义明清路程书的一里长度。
（一）解读明清路程书，取得水陆驿程
今人出游，离不开导航，古人远行，也需要路程书。所谓路程书，就是记载全国道路的交通手册。笔者在唐宸博士和王勇博士协助下，已收得六种官刻、二十四种民间出版的路程书，并对它们做了详细的整理。
目前已知的路程书中，以元人《析津志》里的《天下站名》为最早，继之是明初的《寰宇通衢》，这两种都是官书。民间出版的，以明隆庆四年（1570）序刻的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最为重要，此书一出，立刻有抄袭它的《士商必要之水陆指南》和《华夷风物商程一览》（1613）二书出现，万历年间忽然流行起来的百科全书中地理门也多节录黄书，例如《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1597）、《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1599）、《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1600）等七种，都是以“天下水陆路程”为门类标题，所取黄书路程的数量，从32条到44条路线不等。这种情况，到清代仍然延续。黄汴之后，再变于明末程春宇的《士商类要》（1627），集大成于清乾隆时期吴地书贾辑刻的《周行备览》（1738）。
相对于畅销的民间路程书，政府出版品也在进步，例如《大明会典》只公告了全国驿名，《大清会典》除了全国驿名，从雍正时期就加入驿路，不过由于驿路本身有延续性，《大清会典》所载驿路，其实也就是黄汴书的第一卷《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和第二卷《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的重新组合和添加而已。到了嘉庆朝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增加了全国邮铺，才令人耳目一新，其重要性和实际内容，在下文还会谈到。邮铺在方志书中称为“急递铺”，主要是沿着驿路设置，每十里不等设一铺。清代官员出行，属吏都要开具路程单，就是在完备的官书系统下做成的。
大体而言，从《析津志》《寰宇通衢》《大明会典》，到《大清会典》，所有官书都是以驿为计程单位。《一统路程图记》等路程书虽出自民间，也是在官书的基础上增添的，所以仍然大量保留着官书的内容，不少道路仍使用以驿为主的叙述模式。但民间路程书本来就一直朝着实用目的不断在进步，以驿站为主的书写方式，不能满足官民旅客的需求，所以实用的小地名不断被加入。本文所讨论的“福建省城福州至浙江省城杭州的官私二路”，便是以官书公告的驿路为基础，再加上民间路程书中的详细地名，详述如下：
1.依据《析津志》《寰宇通衢》《一统路程图志记》定位铅山武夷道
宋元明时期由浙入闽的官路，是经由铅山县和武夷山这条驿路。宋人诗文中虽然可见其事，而记载于官书，则始于《析津志》，以下是《析津志》所载的行程：
杭州陆路：正西七十福阳 六十新城 六十桐庐 四十五安仁 建德 龙游 西南衢州 西南常山 玉山
信州 石溪 三十五铅山 正南偏东紫溪 正南五十大安 五十崇安 湴田（即兴田） 正南微东六十建阳 正东七十后沙 四十五建宁
水路：南剑 东南茶洋 营项 水口 小若 白沙 怀安 福州
南剑 陆路东南六十茶洋 六十营顶 六十水口 六十小若 白沙
八十怀安 福州[1]
《析津志》已无原本，据《永乐大典》辑佚所得，内容时有错谬，需要修整。上面的行程原来分散在各条，其中如龙游、衢州、信州等，便是我将其修整时移入的。
下面再节录《寰宇通衢·京城至福建布政司》驿路，取其中杭州浙江水驿至福州三山驿这一段：
三十里至浙江水驿，一百三十里至会江水驿，一百二十里至桐江水驿，一百里至富春水驿，一百里至瀔水水驿，九十里至亭步水驿，七十里至上杭埠头水驿，八十里至广济渡水驿，七十里至怀玉马驿，九十里至葛阳马驿，九十里至鹅湖马驿，六十里至车盘马驿，四十里至大安马驿，五十里至长平马驿，七十里至兴田马驿，五十里至建溪马驿，七十里至叶坊马驿，五十五里至城西马驿，四十里至太平马驿，四十里至大横马驿，四十里至剑浦马驿，六十里至茶洋马驿，九十里至黄田马驿，五十里至水口马驿，四十五里至小箬水驿，八十五里至白沙水驿，六十五里至芋原水驿，二十里至本司三山驿。
读者比较《析津志》和《寰宇通衢》这两组地名，可能不容易，原因是《析津志》混用了县邑地名与部分驿名，其中还有古今异称的变化，《寰宇通衢》则单独使用驿名而未标县邑，其实他们所说的路线完全相同，只中途停留点有些微差异，就是我在文字下加了底线的那六个点，其中新城、安仁、石溪、紫溪、后沙都是中间站，《析津志》有停留，而《寰宇通衢》没有设定停留而已。还有茶洋与水口之间，《析津志》在营顶设站；而《寰宇通衢》在黄田设驿，[2]其实营顶及黄田自南宋以来皆设驿铺，两地相邻，距离几公里而已。
《一统路程图记》也以“浙江省城至福建省城”属性记载这条驿路，兹节录其中“衢州府至叶坊驿”一段：
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南去浦城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陆路三十五里草平驿，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怀玉驿玉山县，九十里广信府上饶县葛阳马驿，八十里鹅湖驿，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兴田驿并属崇安，五十里建溪驿建阳县，七十里叶坊驿属瓯宁县。[3]
这段记载的总里程与《寰宇通衢》相同，地点也相同，只是黄汴书加入了县名，又插入武夷山地名，使得实用性更高而已。
本文以前者为基础，再以《周行备览·福建建阳县由铅山县至衢州府水陆路程》补充，采得自浙江水驿起，经由铅山武夷至福州三山驿止，共计317个驿点。[4]其中“杭州至衢州”“双溪口至福州”与“江郎仙霞道”合用。
2.依据《周行便览》定位江郎仙霞道
江郎仙霞道，在宋时已有，往来行旅不绝。南宋淳熙二年（1175）三月吕祖谦自婺州往福建崇安县五夫拜访朱熹，所作《入闽录》，便是行经江郎仙霞道的详细行程。
明代驿道是铅山武夷路，税关设于分水关，称为官路；而不必纳税的仙霞岭路，则被民间称为私路。[5]但是到了天启年间，已经在江郎仙霞道的小关驿设卡征税，[6]改变了私路的性质。徽县程春宇在天启六年（1626）序刻的《士商类要》，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条道路的特别重视。[7]清顺治十二年（1655）此路设驿，[8]雍正年间编纂的《大清会典》，所载驿路便是江郎仙霞道：
钱塘县浙江驿，九十里至富阳县会江驿，一百里至桐庐县桐江驿，九十五里至建德县富春驿，一百里至兰溪县瀔水驿，八十里至龙游县亭步驿，一百里至西安县上杭埠驿，八十里至江山县广济渡驿，入福建界，一百里至浦城县小关驿，一百二十里至柘浦驿，七十里至人和馆驿，七十里至瓯宁县营头司，七十里至建阳县建溪马驿，七十里至瓯宁县叶坊马驿，六十里至城西马驿，四十里至建安县太平马驿，四十里至南平县大横马驿，四十里至剑浦驿，七十里至茶洋驿。四十里至嵢峡司，四十里至古田县黄田驿，五十里至水口驿，一百二十里至侯官县白沙驿，六十里至芋远驿，二十里至省城福州府闽县三山驿。[9]
其中画了底线的部分，就是主要变化的路段。单看文字不容易分辨，配合本文提供的网页，或下载网页中提供的KML文档在卫星地图上展开，就非常清楚了。
本段驿路从铅山武夷道转移到江郎仙霞道时，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变数：
第一，从水陆组合，逐渐加重陆路：
不论是铅山武夷道或江郎仙霞道，水路都占了比较高的比例，可以说全程以水行为主。浙江和江西段不必说，福建段方面，铅山路自崇安县以下、仙霞路自浦城以下，民间用路人都以水运为主。《士商类要·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其中有一段：
浦城县，雇清流船，水路竟到省城。四十里观前，八十里陈步，三十里瓯宁县，十二里小湖滩，十八里双溪口，十里叶坊驿。[10]
“水路竟到省城”一句，便点出此路特征，其中观前、陈步、小湖滩、双溪口都是舟行的站点。雍正六年（1728）刘埥入闽为试用知县，[11]以他的位阶，还不能使用驿站人夫，他带同四名仆人乘船遍历滩险，便是这条道路的民间常态。
但如前引《大清会典·驿路》所载，江山县清湖以前仍是水路，清湖以南到水口驿都指定陆路，水口驿以下才开放舟行，清钱国祥《闽游日记》云：“向例至水口登舟，滩之阻行者尽矣。”即指此事。为什么强调陆路？清朝官员常说“奉诏勅由陆路进”（李鼎元《使琉球记》），“凡有差使，多由旱路出入”（钱国祥《闽游日记》），就是为了保障官员安全，给予陆路津贴，鼓励陆行兼禁止乘舟的措施。与此相应的，我们也发现陆路的邮铺日益完善，形成了周密的路网。
第二，是对路程的记载已经突破了官书只有驿站的做法，驿与驿之间加入了小地名，以《一统路程图记·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至浦城县》一段为例：
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十里鱼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船。[12]
《一统路程图记》的风格本来比较倾向官书，但是在明代，江郎仙霞道还不是官路，所以黄汴写起来很自由，在各驿之间加入了十六个介于五至十五里距离的小地名，还有水行、陆路、渡河、有巡司、下船等实用的讯息。但黄汴的变化幅度还是太小，在民间强大的需求下，一本百科全书型的《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作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突然更新了路程书的观念，就发生在“天下路程玉镜——福建布政司往北京路”这一条中，作者不但大量使用小地名，还在多处加入浅白的情境解说：
自省城起路程，过一流水，洪塘，福州省城一起二十五里。凡雇船，装人则抽相共文银二分，装客人果子抽二分装果子。稍公扯撑处可上船，可就此买米买菜、油、盐、酱、醋，自此至浦城，盐甚贵，路途巡司盘诘，不可多带。粗纸可买些，船中使用。西禅浦至城五里。
三山驲，三十里羊源驲，四十里至竹崎所巡检司，此处搬诘批引。二十里至白沙驲，侯官县管下。八里至少箬驲，闽县管。自此至白沙驲，夜有小人，可一日赶到，宜谨慎。至大箬驲，有人家。三十里至水口驲，属古田管下，夜间有小人，谨慎之。上面有米可买。五十里至递运所，三十里至黄田巡检司，今革了。五里至黄田驲，二十里至嵢峡巡检司，南平县管，下有巡检司、递运所，店上有峰桥，桥畔有庵，庵前有一高山，前有九龙书院在焉。[13]
上引的文字，原文作成一段，我将它切成两片，内容有白话口语，有道路里程，有错字，有混乱的字句。所谓混乱字句，例如“凡雇船，装人则抽相共文银二分，装客人果子抽二分装果子”，文意乃是指雇船时，中介的牙家会向客人抽收佣金，[14]“文银”二字应是“支银”之讹，但全体文句混乱而难解。尤其是“自省城起路程，过一流水，洪塘，福州省城一起二十五里”与“西禅浦至城五里，三山驲”二语，更难解读。
此文一出，立刻有《大明一统纪要》（1598）、《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1614）、《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1621）等书加以翻刻，但同样是翻刻，《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1620）对上述问题作了修改，改为：
自省城起，（大义江头）过渡，一流水至洪塘起，二十五里至（西洋浦），五里至（三山驲），三十里至（芋源驲）。[15]
细予比较，原书的问题是字句混乱，修改后则是地理混乱。闽江水系汇流到福州以西时，被大型洲岛分割成北南两港，省城在闽江北港之北，大义江头在闽江南港之南，如果“自省城起”，不会过渡大义江头，此是一。
西洋浦就是西禅浦，同音异字，位于福州西面城墙外的西禅寺前，与福州城内三山驲的距离约五里，所以，如果写“西禅浦五里至三山驲”就还好，但是省城三山驲是闽浙驿路的出发点，“自省城起”应该自三山驲起，中间那一段混淆了，此其二。
大义江口如果要到三山驿，应该直接横渡闽江南港，到北岸的螺洲镇，陆行越过沙洲后，再走过闽江北港上的大桥，经由南台、南大门，到三山驿，全程不过21公里，主要都在大路上行走，十分便捷。反之，如果从大义江口到洪塘，必须溯江逆流，距离也有21.5公里，从洪塘口上岸，仍须步行过沙洲，到闽江北港走过洪山桥，经西禅浦到三山驿，这段路也有7公里，全部加起来，换算为明里约六十里，而不是二十五里，此其三。
明代往浦城水路起初是在洪塘口行船的，此段闽江南港也称洪塘江，后来洪塘口沙壅，改由闽江北港的南台及洪山桥上下船，称东水路。《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可能要写这件事，但没有成功。作为修改者，既无力解决原书的问题，反而更滋扰乱。一直到《周行备览》都还受其影响而不易解读。不过，虽然此书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但其亲民性、实用性，也成为后人的典范。
《周行备览》有两种刻本，一题为浙江武林翼圣堂辑，一题为古吴求放心斋辑定，无作者姓名，书前序相同，末有“乾隆戊午（三年，1738）花朝，白下妙因居士偶题”。此书出版不久便有全本抄袭的《示我周行》（1787）和《商贾便览》（1792年序，1822年刊），不但当时风行，还很快在1797年以前就传入朝鲜和琉球。[16]琉球人魏学源作《福建进京水陆路程》（1828）即脱胎此。直到晚清钱国祥作《闽游日记》（1882），也说他随身携带《周行备览》使用。[17]
综上所述，笔者汇整了古今路程书，因为《周行备览》有记载详明的内容、有强大的民间实用性，便以此书为主要材料，[18]采得自江口浙江水驿起，经由江郎山、仙霞岭，至福州三山驿止，共计348个驿点。[19]其中“杭州至衢州”的106个驿点、“瓯宁县双溪口至福州”的97个驿点，与铅山武夷路相同。
3.依据《大清会典事例》之邮铺，补充水行部分之陆路
古今道路有传承性，是研究者的共识。以闽浙驿路来说，明代的官路是铅山武夷道，但仙霞岭路已经是从唐、宋以来就有众多行旅的道路了；到了清代，驿路改换为仙霞岭道，铅山武夷这一路，仍然行李不绝。这先后两条驿路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像这样的古道，到了今天，当然不会完全湮没，或以省道、国道之姿，或以乡道、县道之便，在今人的脚下存在。中国古代道路，在清朝末年有一次很大的兴革，就是开辟汽车道，到了民国以后，道路建设日新月异自然不在话下。对于古代文史研究者来说，高速公路采取全新的工法和路线，不须考虑；须注意者，是省道和国道、乡道和县道。古代的重要道路，理论上会被后人延续使用，但因为古今修路的条件不同，早期开辟汽车路以至后期兴修省道、国道时，原有驿路的路线可能被改换，被改换的驿路，可能是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县道或乡道，当然，也有可能完全被废弃而绕道，各种变量很多，必须分别去详审。
怎样判断古道？可利用宋元明清的邮铺，方志中常说，邮铺所在便是驿路，[20]就是这个道理。现存本区的邮铺记载，始见于宋代，知名的《淳熙三山志》便是其例。记载邮铺，是各府、州、县志的重要项目，并不难取得；不过，如果分散去收集，费时太多，在《大清会典事例》卷532起的《兵部·邮政设铺》中，已经收集了全国的邮铺，依照省府州县排列，使用上非常方便。因此，本文采用《大清会典事例》，本来只想为两条驿路的水行部分作补充，不过，由于邮铺系统本身有其完整性，最后，我还是完整地把它们全程做完，独立建档。
（二）整理诗文行记，深入道路情况
官私路程书提供驿路的路线、里程与站名，可以建立驿路的基础路网；而古代诗文行记，则可以鲜明道路的情况，深化吾人对道路的理解，丰富旅行文学的趣味。
本研究收集了大量唐、宋、元、明、清的诗文集，从中选取了四十种行记与三十六种纪行诗卷，汇编为《浙江福建驿路纪行诗文合辑》二册以备用，文与诗各辑为一册。以下分为三个步骤加以说明：首先介绍文章行记，再介绍旅行诗卷，最后指出我整理这些诗文的方法。
1.文章行记
著名的唐代李翱《来南录》，曾经写出杭州至铅山的水陆路，这就是铅山武夷官路的北段，但他并未入闽，不算是入闽行记。第一种入闽的行记，是南宋吕祖谦《东莱集》的《入闽录》，[21]记载他在1175年3月21日自婺州出发，经江郎山、仙霞岭、浦城县，于4月1日至崇安县五夫镇拜访朱熹的行程，文中对路程的记载，详细到以“一里、二里、三里”为单位，比明清路程书提早了五百年，可惜全文有缺页。
明代入闽驿路以铅山武夷道为正路，但记载此路的行记绝少，目前所见最早的是清刘宏模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写的《闽行问族记》，其次是庄俊元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作《湟中公余日记》。《闽行问族记》仍由仙霞入闽，并未到福州，只因为要到崇安五夫访求族人，才选择经铅山道离闽。《湟中公余日记》入闽是其末程，文中记载山行甚少，崇安以下水行稍详，而页面多有残缺。
大部分明清行记都经由江郎仙霞路。明邵经济《泉崖文集》记载他于嘉靖十六年（1537）自杭州经由江郎仙霞道赴福州，参加其谪官兄长邵经邦之七十寿宴，有完整的行程及诗作。[22]万历四十三年（1615）冬李灿箕计偕北上的《北征记》、崇祯六年（1633）冬杨德周自古田知县入京上觐的《北征记》，皆述由仙霞道。大部分闽浙行记都是自北而南，李、杨二记都是自闽北上，比较特殊。
入清以后，行记的写作风气大盛，《丁未南游记》为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之第二卷，作者于康熙六年（1667）由仙霞道南下，但未到福州，中途在浦城县就东行往庆元县。康熙二十年（1681）陈玉璂《闽游记》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魏麟征《闽行日记》，[23]在江山县清湖以前皆水行，浦城建溪以下也皆水行，是标准的走法，魏麟征所记的地名十分细密，数量还超过《周行备览》。康熙六十一年（1722）黄叔璥由仙霞道入福州，《南征记程》也有完整记录，不过，浦城县城到延平府城中间这一段，本可舟行，但是他说：“初十日，雨，奉使后，韩浣初姊丈每谓余浦城滩险林立，行者惮焉，遂决意陆行。”到延平府城才登舟。刘埥《闽行日志》，写他于雍正六年（1728）奉派赴闽中为试用县令；与陈玉璂相同，全程除了上下仙霞岭必须陆行的路段之外，皆以舟行，对于桐溪、建溪，都有十分详细的描写；特别是因为他只具备试用县令的身份，不能使用驿站和役夫，所以他的行记十分接近民间客商的旅行经验。乾隆三十三年（1768）入闽的周棨，其《闽行日记》也述经由仙霞道，全书以诗与文相间的方式呈现，经过建溪时乘船，所作棹歌甚多且佳。
不过，江郎仙霞道虽然在福建境内主要采取水路，但清代官员被要求陆行，嘉庆五年（1800）李鼎元《使琉球记》、道光五年（1825）翁心存《使闽日记》、光绪八年（1882）钱国祥之《闽游日记》，[24]与光绪十七年（1891）瞿鸿𥘌《使闽日记》，都是从杭州经由仙霞道至福州。由于他们都是高级官员，在浦城县到古田县水口这一段，例行陆路，不由水路，只有李鼎元陆行至延平府之后，执意改为水行，他在闰四月初四日（1800年5月27日，儒略历2378643）的日记中说：
至延平府，追及介山，同宿剑浦驿。余欲舟行，而介山难之。然余惯历三峡，今且渡海，何畏于溪，乃决意登舟，介山仍陆行。[25]
介山名赵文楷，乃此行之正使，李鼎元为其副使。延平府今为南平市，延平府以下的水路，水量加深，业已避开建溪的大部分滩险，而且距离水口仅约86公里，所以李鼎元违例舟行，只是小小一部分而已。当然，由于清朝官员多采行陆路，所以这几本行记对于陆路的记载十分仔细。
自杭州到铅山河口这一段水陆程，又称玉山道，同时也是江西到杭州之间的内江要道，所以，和《来南录》一样，只经过本段的行记，也都予以收集，明嘉靖五年（1526）严嵩《北上志》、嘉靖十七年（1538）田汝成《桂林行》，清顺治八年（1651）孙廷铨《南征纪略》、顺治九年（1652）黄向坚《黄孝子万里纪程》、顺治十七年（1660）黄宗羲《匡庐游录》、嘉庆十三年（1808）郭麐《江行日记》皆属之。在玉山道的行记中，以清杨钟秀《万里云程》（1824），最值得注意。此书记载杨钟秀（1821—1850）出差云贵所行经的水陆路程，其中第三十七站河口镇以下至第五十四站杭州，[26]与本路重合，他采取了《乾隆南巡纪程》的每日站程形式，又有《周行备览》的详细与实用的优点，极具参考价值。
至于众人熟知的徐霞客，虽然也曾经多次经由玉山道，也曾写过前后《闽游日记》，不过，他闽行的目的地是漳州漳平县，未入省城，而且他的游记重心在登山探奇，对于道路极少着墨，参考价值反而不高。
其他只记录途中单一景点的篇章，也择要收录。如王世懋《闽部疏》详记铅山武夷道中的分水关；王㒜《思轩文集》记崇安县广福桥，《续古今游名山记》所收薛应旂《江郎山志》，陈真晟《布衣陈先生存稿》收有《过江郎山记》，[27]皆记江郎山道；任栋《度岭日记》，记仙霞岭路，林霍《武夷游记》，详述武夷山路皆是。其中《度岭日记》最为特出，乾隆三十三年（1768）作者之兄任相为建阳令，他陪侍长兄及父亲入闽赴任，详记清湖至渔梁五日间上下仙霞岭之道途，这段路程一般只需三日，但老父年已七十二，游兴甚佳，他们缓缓而行，触目皆记，文中趣味与写实兼备。
此外，福建与外省的联络道路，除了本文讨论的“杭州—福州”两条驿路外，从浙东、从江西、从广东还有三条入闽道路。一是入闽东路，同治十一年（1872）俞樾《闽行日记》自杭州往福宁府，经由处州、温州，逾岭度分水关，抵福宁府，是为浙闽东路。二是入闽西路，乃自江西经杉关入闽，往延平、邵武之路，可惜未见相关行记，仅有元刘将孙《养吾斋集》出杉关至江西，有《延平官满，归路有感示送客》《又出杉关》《清江江上》《六日出闽界》《出关》等诗。其后徐釚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由玉山道至江西，再从江西经杉关入闽，最后由仙霞道离闽的纪行诗，见于所著《南州草堂集》。三是自广入闽道路，由福州经泉州、漳州，越过闽、粤交界的分水关进入广东潮州，前举道光五年（1825）翁心存《使闽日记》最后的部分就写经由此路。这三个部分虽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笔者也收录了相关的诗文。
2.纪行诗卷
前文指出，明代入闽驿路以铅山武夷道为正路，却未见记载此路的文章行记，纪行诗卷则不然，宋元明时期经由铅山武夷道者不少，清代驿路以江郎仙霞道为正路，清人诗卷几乎都写由此经行。笔者所见入闽诗作，有一人而全卷皆是者，有一书而数卷皆是者，也有一人而仅作十余首至数十首者，有一人而各体诗分散刻于各卷者，各种情况不一，统称纪行诗卷，择要解说于下。
北宋末季，宣和元年（1119）李纲《梁溪集》载其谪官延平府南平县，他本是福建邵武人，此行自杭州经玉山道，自铅山、武夷入闽，宣和三年（1121）被召结束贬谪，因为浙东西有流贼，他自铅山西行，绕道大江，回至建康，恰好是完成这条路线的主线和支线的最早又最完整的纪行诗卷。
南宋李正民《大隐集》两宿大安驿；陆游《剑南诗稿》于淳熙五年（1178）由仙霞入闽，次年自武夷北归。元王恽《秋涧集》载其至元二十六年（1289）出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次年返回大都之作，既多且详；宋禧《庸庵集》自浙赴闽，往返皆由武夷道。明初刘基《刘文成公集》有经由武夷往返闽中之作；谢肃《密庵先生稿》载其洪武十七、十八年（1384、1385）两度入闽都由武夷路，杨自惩《梅读先生存稿》有景泰元年（1450）春赴官泉州，经江郎仙霞路至福州及泉州之作，林光《南川冰檗集》载其成化二十二年（1486）以嘉兴府平湖县教谕入闽考校，经由武夷路。曹学佺本闽人，《曹大理集》之《苕上篇》诗卷，为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辞闽赴京之作，经由武夷。黄仲昭《未轩文集》录其弘治九年（1496）致仕归闽中之作。此外，徐熥亦是闽人，《幔亭集》收录其出入闽中之诗不少，蔡献臣《清白堂稿》，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及天启三年（1623）两次离闽，及谢肇淛《小草斋集》、胡维霖《胡维霖集》，出入闽中，亦皆由武夷路。
清初李良年（1635—1694）自仙霞路往返福建，其《秋锦山房集》中有《闽滩曲》记闽江滩名多达47个，其序亦佳。又有《自水口南行二百里无滩》《船谣》诸作，咏水路之诗，无过于此。其次，尤侗《看云草堂集》载其于1661年自仙霞道往返闽中之作，徐元文《含经堂集》亦有康熙七年（1668）由仙霞道入闽之诗。其后，朱彝尊与查慎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闽游的唱和最为重要，两人同行同作，去程由武夷路入闽，回程由仙霞路离闽，朱彝尊所作见《曝书亭集》，查慎行所作见于其《敬业堂集》之《宾云集》《炎天冰雪集》《垂橐集》，可两两参看。其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查慎行复有《步陈集》，仍由铅山路。杭世骏《道古堂全集》于雍正十年（1732）作《闽行杂录》诗卷，经由江郎路。其后有张湄《柳渔诗钞》之《海槎集》，张湄在1740年自北京南下，经由福建渡海至台澎，1743年返回北京，来回皆由江郎仙霞路，诗篇甚多。
夏之蓉《半舫斋编年诗》载其于乾隆九年（1744）典试闽中，经仙霞路入闽之作。张学举在乾隆十二年（1747）入闽，其以《南坪诗钞》之《又南集》记程之外，其他各卷亦有此行之作。王鸣盛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主考福建乡试，其《西庄始存稿》有《闽峤集》述往返俱经由仙霞道。祝德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亦来主考福建，事竣升任陕甘学政，纪行诗作收入《悦亲楼诗集》；王鸣盛诗篇已为宏富，祝德麟去回两程，作诗尤多且详。
朱筠《笥河诗集》载其乾隆四十四年（1779）提举福建学政之作，往返皆由仙霞路，朱筠因职务所需，周历福建各州县，诗作量既大，所记载路况尤详，非他人可比。其弟朱珪亦同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奉命典试福建，经仙霞路；复于次年再入闽提举福建学政，仍由仙霞路，皆见其《知足斋诗集》。彭蕴章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出任福建提学，至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才返回北京，不但详记往返行程，也记录了他福建境内视学的过程，收入其《松风阁诗钞》之《乘轺集》《问心集》《朝天集》三集，共四卷。
在众多的旅行诗卷中，晋江陈万策（1667—1734）《近道斋诗集》之《乙酉划舟纪行》最为特出，[28]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随父亲陈迁鹤南返福建故里，六月出京，从六月初八日在河西务之日起，一直到九月二日至建宁府水吉镇，凡所经地名及月日，都在各个诗题里标出，最后并以“划舟纪行”名其小集。以诗集而有行记之效果，甚奇。
以上择要介绍笔者所见的福建行记与诗卷，其他还有不少重要性较低的，就不一一列举，至于遗漏者，应该还会有，也欢迎读者诸公惠予提示。
整理诗卷与文章行记不同，诗卷有时所作不多，但内容有参考价值，例如明人曾异撰《纺授堂集》自铅山出闽，所作虽不多，但如《三月三日雨中宿大横驿，次里中黄大司马、叶文忠诸公韵十首》，这十首七律，对了解大横驿颇有助益，他还有《宿车盘驿，次叶文忠公韵各一首，驿在分水关，江闽之界》，与众说不同，可以参考。有的是各体诗分散在不同的卷次里，这种情况很普遍，如清黄任《秋江集》收其1718年经江郎仙霞道之诗篇，写建溪之作甚佳，但其诗分体排列，同一行程之作分散各处，收集后始觉可观。又如张学举在1747年入闽，也因为《南坪诗钞》是分体排列的，须汇整各卷之后，乃可见其路程。还有一种现象，如朱熹在福建住了很久，诗作却不多。明代林俊与郑善夫，都是闽人，但《见素集》和《少谷集》里的闽中诗也不多。而且，我们一般认为福建往江西，应该会由铅山武夷道，或是西出杉关，但是也有例外，福建建宁府人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载其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先由江郎仙霞道至杭州，再由杭州至镇江，然后溯长江西上到南昌、抚州，颇出意外。
3.现地研究的行记与诗卷整理法
以上所引用的宋元明清行记及诗卷，有些是我本来收集的，有些是唐宸、王勇二位协助收集的。不论是诗或文，不论是诗篇零散的，或是具备日期、有连贯性的，都有助于我们了解驿路状况，本文中洪塘、浙江江口驿、建溪驿、西阳岭、浦城县西关、坵墩铺等大量难于辨识的地名，皆得力于前人诗文才能予以定位；建溪上的水行与陆行互补互换的实际情况，也是从前人行记得知。不过，如果未作进一步处理，即使有了这些材料，获益也十分有限。
诗文的处理方法略有不同，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文章行记，现地研究法有标准的SOP处理流程：（1）先作全文标点，（2）以每日为单位分段，（3）将原文日期，换算为公元日期附载于后，并标记儒略历，（4）将全文输入我所编制的《历代中西对照节气儒略每日历表》，[29]这是以Microsoft Excel做成的日历型数据库，可以将行程列表排出。（5）从文句中提取经由地名，（6）增加新栏，建立路况摘要。
第二种是诗卷，除了前举陈万策《近道斋诗集》之《乙酉划舟纪行》全卷有逐日的日期外，一般诗卷的时间元素都比较不足，所以在做完全文标点之后，先要找出具备时间元素的篇章，先予查明时日，如果日期不明，不能使用《历代中西对照节气儒略每日历表》，就使用一般Excel表格输入后，同样进行提取。
下面还会谈到“沿线地名查找”及“GPS地名定位”两项工作，等到这两个项目完成时，现地研究便会为每一件行记或诗卷，在Google Earth Pro上作成个人旅行路线的数字地图，以KML建档。
经过以上数字化处理的行记与诗卷，就可以发挥高度阅读效能，读者因为透彻了解作者的指谓，因而更能领略其旅行文学之美，避免臆测想象之苦。
（三）数化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等，叠图于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
从路程书取得驿路路线，从古代诗文取得行记与诗卷之外，还必须先处理各种古今地图。
在进入本题之前，我想先指出一件事，就是关于方志及方志图。本研究不但大量使用方志文字，也重视各种舆图、坊图、里图、胜景图。方志绘图，在原书都清晰，一些提供古籍與方志线上阅读的中外大型图书馆，扫描得也很精美，但一般常用的数据库，或是扫描后再印刷的书籍，往往字迹模糊不清，利用价值不高，因而重视的人很少。其实，很多县志的原书都制作精良，像康熙《建阳县志》一连二十三幅展现全县各坊里的优秀绘图，所在多有。甚至一般人并不重视的胜景图，我曾经用于解读江山县清湖镇的浮桥。[30]至于前文的四大准备中，没有举出方志，是因为中国古代方志已经大量电子化了，以笔者为例，我几乎天天都使用数据库来作方志检索，所以没有另外列为准备的必要。
以下再回到地图作业。
第一步，我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程序为工作平台，先使它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例如：网络畅通、确保该程序的数据库可用、随时备份以避免操作失误等。也要熟练程序中的工具选项，因为随时要用到。
第二步，使用Google Earth Pro工具中的“影像叠加层”功能，从民国早期测绘的《中华民国浙江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中华民国江西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和《中华民国福建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三个地图集中，[31]选出驿路经过的所在地，先逐一在Photoshop程序中修图校正后，再叠加入Google Earth Pro的数据库中，以完成数字化的程序，以备使用。
第三步，收集19世纪至20世纪的近现代城厢市街图，一样利用Photoshop修图校正后，存档备用。
第四步，手绘河川。我的做法是，西自杭州、东到铅山、南到福州，全区内主要和次要的河川，全部利用Google Earth Pro的手绘功能，亲手重绘一遍，存档以供后续使用。至于次次要或次次次要的小水流，可以留到针对特定地名辨识时再行描绘。古代驿路，水驿不用说，必然在水中航行，陆路其实也多数沿河而行，掌握河道，如同振纲提网，立刻可以纲举目张。而掌握河道的唯一方法，就是亲手把它画出来，为己所用。
早期五万图的测绘条件不如现代，难免出现误差，可是我们也必须赞叹这些测绘的先辈们，对于局部地点与大小河川的对比位置处理得相当细致，很少出现重大失误，也就是说，它们的局部准确性都很良好。因此，一旦我们需要对某地进行判断时，对比图中的河流与现代真实的河道，就是重要的依据。
例如建阳县的宸前（27°14′49.27″北，118°8′4.91″东），今地名为震前村，不但地名改变，位置也由宸前溪东岸移到西岸。康熙《建阳县志》的《兴下里图》，[32]把它画在溪东岸，五万图也画在溪东岸，如果利用宸前溪来分别，就可以定位明清时代宸前的位址。铅山县的鹅湖驿、常山县的广济水马驿，[33]都是因为河川手绘的前置作业，才能找到文献与现地的准确关系。又如严州的胥村铺（29°37′4.64″北，119°32′37.71″东），现在已经改名为乾潭镇，五万图中可以看见它在胥溪及其支流的包夹之中，只要在卫星地图上把胥溪及其支流画出，胥村铺的位置就呈现了；定位胥村铺之后，严州府建德县到桐庐县城的驿路就可以连结。浦城县与建阳县之间的陆路全部在山区里，地点和道路都非常不容易找寻，我先从柘溪本流画出它的支流——石陂溪，完成石陂街的定位（27°41′51.03″北，118°21′51.94″东），然后再循着溪流找到象口、西洋、大湖等地名，在同一条溪旁画出了这条邮铺驿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四）定义明清路程书的一里长度
光绪《富阳县志》卷首《县境十里方总图》结束时曾说：
山川、村落、桥梁等名，以办图为该处土人所指引，故悉从就地土名，间与《村落表》有不符合者；更有音同字异者；而图已绘就，不及改正。阅者但就道里推测，即此可知彼矣。[34]
这段文字有两个重点：第一，方志采访队赴乡测量，是通过本地土人采访地名，称名每多歧异。第二，读图者如果对地名有疑问，可以“就道里推测”。关于前者，下一节将有讨论；至于后者，我们在搜寻地名时，也经常根据路程书中所记载的里数，去找寻下一站的地点。所以，有必要先了解明清的里步法和路程书中一里的长度。
明清的里步法，因为涉及到应该使用何种“尺”为基准，问题相当复杂，由于朝鲜王朝所用里步法是从明朝直接移植过去，而且曾经公开施行，所以笔者曾亲自到韩国深入研究数年，得到不少实证。在此无暇深入讨论各种尺法，暂以明代营造尺为当时里步法的基准，明清相沿，一尺长为0.32米，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则一里为576米。清宣统元年（1909）测绘的《华北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图面所附比例尺1华里的长度，各幅虽有误差，都介于570至580米之间，[35]与576米接近。光绪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间，陕西省舆图馆测绘《陕西省各县志表图》的比例尺，实测每1华里为550.5米。[36]不过，同样使用了这套地图的日本足立喜六，则认为陕西省舆图馆所用的尺度，一里是568.361公尺。[37]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印制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各幅所使用的比例尺，已经规定1公里等于2市里，他们没有沿用清代的规制了。
不论一里是500米，或是550.5公尺，或是576公尺，差距并不是很大，我们所要关心的是从官方的《寰宇通衢》《大清会典》，到民间流通的《周行备览》，他们所说的里程数，究竟实际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以表格将《周行备览》在本区使用的一里长度，列举如下：
表1 《周行备览》所用清里1里长度参考表
续表1
首先请大家了解，我的用意并不是以古书的里程为基数去乘除实测公里数，就可以得知一清里等于多少公尺。这种做法的目的，只为了取得比较实际的参考值，因为这毕竟是值得参考的大数据，使用这些数据仍有重要的意义。
在上表中可以看到水路大多数一里只有430米至500米，陆路至少是460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一清里的官方长度应该在550米以上，在本书中，只有三段路线达到这个标准。可见明清里步法虽然存在，而实际上从地方政府到民间似乎并没有严格执行，行记中的里数也多有出入。但即使如此，了解古人实际指称的一里长度，对研究工作还是有帮助的，如果需要“就道里推测”以求地名时，不妨以450米到500米为基准，再随宜增减。
二、研究方法（下）：七项定位技术
（一）了解地名变化
古代道路研究，是为古代文史研究服务的基础科学。如果古代道路的信息不精确，则研读古代文史只能架空在虚幻的想象里，犹如瞽者望日。
笔者处理《周行备览》发现，大约只有几成的地名，明清迄今仍然使用相同的文字称呼，反过来说，还有大量地名是不易查考的。
古地名难以查找的原因很多，经常可见的有下列七种：（1）水路洲滩被淹没，名称消失。（2）原地点人村完全消失。（3）原地名改成其他名称。（4）地名所属的地点迁移。（5）同音别字或音转改字。（6）同一地名，雅俗称呼转变。（7）路程书错误或记录者本身错误。
这七个原因，不难理解。古代水路洲滩名称多，和水运发达有关，明清以舟行为主，留心滩险，因而所记甚多，随着清末到民初马路的开发，《周行备览》原有的滩名在五万图中已多不见。近数十年来普遍兴修水利，库闸电坝林立，水位提高，滩洲淹没，如闽清县的瓜园籁沙洲，原设有瓜园塘，明清舟行多泊，今已不见。即使未被淹没，如建宁府北四五公里的万石滩（27°3′7.59″北，118°17′0.27″东）、延平府北四、五公里的黯淡滩（26°41′19.83″北，118°9′41.10″东），从卫星地图上还可以看见大片石滩，而现代地图也不记载了。
原地点改成其他名称的例子也时时遇到，有的是因为公共建设而迁村，像闽江南岸的下双坑（26°24′45.89″北，118°35′0.48″东），现在已经淹没在水口水库下，新的双坑村（26°25′48.25″北，118°36′37.22″东）迁移到江北岸，新址乃在原址的东北方，相距约2.8公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路程书错误的可能性也必须考虑。例如龙游县的史家埠、停步驿之间只有2.597公里，相当于明里5里，但《周行备览》在停步之前、史家埠之后插入了“十里金扁桃”，从距离言，绝无可能，《龙游县志》及《衢州府志》皆不载。
有的情况更百思不解。例如江西上饶县灵溪铺（今灵溪村，又名龙溪，因龙字的闽南语音与北方官话相同，28°29′34.87″北，118°2′3.79″东）到沙溪铺（今沙溪镇沙溪村，28°34′38.71″北，118°6′3.76″东）之间，沿信江约15公里的区域，所有地名都改变了，连相当知名的砍石铺（又名劝石塘、劝石潭、勘石潭）和黄石（又名黄石渡），完全不见。从水文上来看，这个地区应无重大变化；现今区域内仍有许多村镇，但看不出和老地名有什么关系。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富阳县城到杭州江口驿之间这一段水程，明清流传下来的地名几乎都消失了。
至于因为语音关系，使得地名难以查考的情况，可以说相当普遍。下面以南平县的上京铺为例，可见一斑。
上京铺，又名金沟铺。明朱珪《笥河诗集》有上京亭，清翁心存《使闽日记》、钱国祥《闽游日记》都有上京铺。上京应是雅名，金沟是俗名，五万图及现在地名都没有上京铺及金沟铺，怎么还原这个地名呢？
首先，我们检查方志中说上京铺在仁州里，发现五万图在仁州里区域内标记了“埂沽”地名，现代地名为“更古村”（26°40′45.04″北，118°12′43.12″东），从声音上来看，“更古”无疑就是“埂沽”，如果了解闽音的话，便会发现“埂沽、更古”的发音和北方官话的“金沟”极为相似。换言之，“上京”的称呼被放弃了，“金沟”被土音“埂沽、更古”代替，也就是说，现在的更古村命名，应与上京铺（金沟铺）有关。
虽然如此，根据明清的路程书，上京铺应在建溪的西岸，然而不论是五万的埂沽或现在的更古村，都在建溪的东岸，隔溪相对，这又怎么说呢？
我们再以行记和诗篇来研判：
（1）《周行备览》说“十里金沟滩，上即金沟铺，今改上金铺”，所谓“十里”，是从北面的高桐铺（26°43′4.21″北，118°13′48.55″东）计算下来，今实测约4.548公里，相符。
（2）高桐铺在建溪西岸，翁心存《闽游日记》写他从高桐铺陆行到上京铺，并未渡河，到下一个点坵墩铺才东渡，可见上京铺确在溪西。
（3）朱珪《笥河诗集》说：“林露缆篷飞建水，滩喧屋舍隔陈墩。”“早是上京亭外路”，可见从上京道中，可望见溪船及隔溪的陈墩，陈墩（26°41′53.76″北，118°13′47.76″东）今有其地，位于建溪东岸，可见上京铺确在溪西。
（4）钱国祥《闽游日记》经过上京之后到坵墩，翁心存《闽游日记》也说行数里，将至邱墩。两人都是自北而南，坵墩的位置是确定的，在26°40′21.46″北，118°11′54.23″东，由此可以逆推上京铺就在高桐铺与邱墩之间。[38]
（5）《周行备览》指出此地因为有“金沟滩”在建溪中，上金铺（即上京铺之音转）在金沟滩旁，因而又名金沟铺。
综合以上五个条件可知，记录中的上京铺确实在西岸（约26°41′12.59″北，118°12′36.10″东）；但是，上京铺下临的建溪中有金沟滩，所以它又有另一个俗名为金沟铺。后来，邮铺废弃了，西岸已经没有上京铺，金沟滩名仍在，金沟滩东岸的小村承继了金沟之名，产生了埂沽，再转化为更古村。
古地名会发生那么多变化，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语言不统一，使用文字的读书人与实际生活在本地而使用该地名的土人沟通不良，而产生了种种变化。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了解一点状况：
清程庭在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713年3月12日，儒略历2346791）的日记中说道：
至仰化集，俗称眼花集，土人方言之讹耳。[39]
仰与眼、化与花，程庭认为是土言讹误，有理。
还有一个土言讹误而文人不知的例子，见清人徐琪《粤学日记》：
九月二十四日，晴……晓发涿州。十八里至南沟淀，二十里至三甲店尖，店甚小。午后过芳关，居民甚多，涂中亦有斥堠兵房，以舆坐未带笔墨，未详记也。芳关二字，询之舆夫如此，未知是否？[40]
徐琪出京前，部属已经为他准备了所经驿站的路程单，至于沿路的小地名，可能路程单上没写，所以他询问了轿夫。文中的“南沟淀”乃是“南皋店”之讹（39°25′46.98″北，115°57′57.67″东）；[41]“三甲店”即“三家店”，位于39°22′21.61″北，115°58′20.83″东。至于他一再向舆夫确认的“芳关”，其实是“方官”，《周行备览》载有此名，今地名也是方官镇（39°19′11.98″北，115°58′25.49″东）。文中徐琪详录了他向轿夫询问的经过，轿夫必定是本地人，所以徐琪认为可信，其实轿夫回答了同音字。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案例，文人笔下的地名可能因为来自乡谈而误，相对的，地名也可能因为乡谈长期误用而改变。
笔者多年来收录了大量的地名变化，下面举出一些本路上的例子供参考：
（1）《周行备览》衢州西安县的“鸭桥”，五万图及现在地名都作“压潮”，郑永禧纂修《民国衢县志》：“压潮，俗呼鸭桥。”这是雅名与俗呼的混用。
（2）《周行备览》江山县“索粉岭”。《示我周行》作“索纷岭”，上声粉转为平声“纷”；五万图作“生富岭”，入声“索”转为平声“生”，“粉”字也由上声变成去声“富”，两字全变；今地名改为“索赋岭”，“索粉”转为“索赋”，由香艳而变文雅。
（3）江山县的“三卿口”，《周行备览》和今地名都是“三卿口”，五万图作“山乡口”，两字全变，有声音关系，也有错字。任栋《度岭日记》作“三清口”，是同音换字。
（4）龙游县“停步驿”，五万图作为“停埠”，今名“定埠”。“步、埠”同音转换，由“停”转为“定”，则平声转去声。埠、步是常见的换字，《大清会典》作“亭步驿”，“停、亭”同音。又如“陈家埠”，《商贾备览》《士商类要》《万里云程》都作“陈步”，改“埠”为“步”，今地名又改为“澄埠村”，由“陈”改为“澄”，收音的韵尾也混淆了。
（5）小瓦，五万图作“少雅”，今作“小雅”，“小”与“少”，形音皆近，“瓦”字的闽方音与“雅”字北方官话发音相近。
（6）衢州西安县“落马桥”，五万图作“六马桥”；“六”属一屋，“落”属十药，本来相隔颇远，但闽南语早已把“六”读成“落”了。“落马桥”附近还有一个地名，五万图作“寺六潭”，天启《衢州府志》的《西安县治图》，[42]把“常乐铺”标记在“寺六潭”的位置。“常”字的中古声母是全浊邪母，“寺”字的中古声母是全浊禅母，精照同源，邪禅同位，通转不成问题。“六”属一屋，“乐”属十药，闽音亦可通。相似的例子还有桐庐县的“路港滩”，《士商类要》作“六港滩”，五万作“溜江滩”，今作“漏港滩”，“路、六、溜、漏”互转，“江、港”相通。
（7）也有因为求雅而改字，如“窑”地名大量被成“瑶”。“回窑”，五万作“回瑶街”，今为回瑶村；“上窑”，五万作“上瑶”，今名玉瑶，如此之类甚多。
上面七个例子，声音关系占了很大的因素。特别是方言因素。
本驿路经过福建、江西、浙江三省，本区方言和北方官话的差异很大，三省之间，又各有其古今音变和居民迁徙而语音保留的问题，所以，因声求字，自古为难；但是，没有方言作基础，地名更不易判别。
例如兰溪县“李埠”（29.264033°，119.463098°），五万图作“女埠镇”，《万里云程》作“汝埠”，今称“女埠街道”，现在澎湖西屿人的语音中，李、女、汝三字发音完全相同。又如衢州“湖头塘”，五万图及今地名都作“鱼头塘”，现在澎湖人发“鱼”字音就是“湖”。建阳县“蒜洲塘”，今作“选洲”，二字闽南语发音相同，现在选举时常送候选人大蒜，即因“当蒜、当选”同音。
再举两个发生在江西省铅山县而闽南语同音的例子，一个是“紫溪岭”，也被写作“子溪岭”和“子规岭”，“紫、子”不成问题，在泉州方言，“溪、规”是同音的，紫溪、子规，正是其例。第二个例子是“竹方桥”，今作“祝公桥”，“竹、祝”同为入声屋韵，闽南语读书音很相似，“方、公”分属七阳和一东，但闽南语的发音中，两字的韵母完全相同，如果把“竹方、祝公”两字合读，发音更为相像。这两例都发生在江西铅山县，或者正如清庄俊元所说“申刻，住紫溪，铅山一带大半操吾泉乡音，亦一快事”。[43]是因为江西铅山县住了大量泉州人的关系。
在各种地名用字变化中，比较困难的是错字，而且错字常常是连环发生。简单的错字，像“杉坊店”写成“杉枋铺”，“枋”字是错字。“画墙头”写成“书墙头”“尽桥”，书、尽都是错字（三字繁体形近）。“仙阳街”写成“山阳驿”及“迁阳街”，山、迁也是错字。“大枫岭”与“大风岭”，与其说同音，不如说是错字。“小卜脑”，五万作“小串脑”，今名“小埠村”，“脑”字是湖湘的特色用字，意思和“村”一样，[44]“卜、埠”音近可通，写成“串”字，应是错字。
（二）地名定位须知
实际作业时，第一步，先以谷歌地图和天地图两种现代电子地图查找地名，两图所选用的地名不尽相同，所标的位置也常常有位差，使用时须注意取舍。
第二步，由于民国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已经叠图在Google Earth Pro上数字化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点选相关的五万图幅，查出该地名在五万图里的名称，以及所在位置特征。古今地名变化甚大，不免会发生遍寻不见的情况，要反复在五万图、现代电子地图之间，以声音关系和错讹字可能性，不厌其烦地来回比对，直到成功为止。
第三步，把查到的个别地名，在Google Earth Pro上设置定点，取得GPS加以储存，以备应用。不过，Google Earth Pro上初步查到的中国大陆地名，其GPS数值都有约500米至600米误差，因此必须校正。方法不难，先浏览该点在谷歌地图或天地图的市街位置，然后到Google Earth Pro上找到完全相同的市街位置，把标记点移动到这里，便能够取得正确的GPS位址了。
1.困难与解决
现在电子地图的县市名称，都是以政府所在地来标示，包括村名、镇名，也都是村办和镇政府的位置。[45]近年城市改造，新区转移，政府办公楼改建，往往与旧址相距甚远。以江山县石门市、清湖、峡口三地为例：石门市的街市甚大，从清末民初的范围就很大，五万图标于石门溪桥的南方（中心位置以28°35′17.81″北，118°34′54.08″东为代表），天地图所标位置在其南720米，谷歌地图所标在其西970米，两图的定位不相同，但同样远离五万图的位置。清湖镇是江山港水运终点，人家甚大，五万图所标记的地名在江山港南岸临水之处，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清湖三村（28°40′21.89″北，118°35′52.00″东），新清湖镇址则移于江山港北岸的清湖街道上（28°40′43.68″北，118°36′15.77″东），向东北移动930米。原绘于清湖对江的航船头，现在分为航桥头村、浮桥头村，原址在浮桥头村。峡口的老市区规模也不小，五万图标于峡口溪南（28°28′12.50″北，118°31′51.34″东），隔溪还有老街，是商旅住宿之区（今为旧村村，28°28′35.25″北，118°31′43.84″东），现在新造的峡口镇将重心向西转移，新镇址距原址约1.37公里。
也有古代村子现在扩大为镇，例如浦城县曹村（27°42′8.34″北，118°31′13.54″东），古代村落较小，五万图所绘在溪畔，现代人家增多，天地图所标位置距溪岸已有300米。
也有村子因为水陆交通改变而变动的，例如浦城县的观前（27°45′40.65″北，118°31′20.41″东，海拔213米）本是水运的大站，五万图将重心放在水畔。现在改行汽车，天地图中所见的观前，已经北移630米，改置于27°45′51.70″北，118°31′18.65″东之处，海拔242米，接近826县道。
也有因为水利工程变化而变动的，例如瓯宁县的杨墩（27°13′39.18″北，118°11′13.21″东），五万图中崇阳溪流经村前；今天杨墩以南建了电站，水面扩大，主河道西移，天地图所标杨墩村不再临溪，东北移至200米远。
也有古今地名并列的情形，例如建阳县的蒋溪口村（27°36′16.84″北，118°24′31.34″东），位于蒋溪注入建溪处，也是水站，今地名溪口村。天地图在“溪口村”地名西北的71米处再标上“蒋溪口”，同一村中，古今地名并列。
以上略举一些状况，变化原因已经非常多端，为了找出比较接近明清记载的位置，本研究使用早期五万图与电子地图核对，多方利用溪流、古道、人村，仔细找出比较符合明清的定位。以下举六个地名为例，来解说作业方法：
（1）浦城县的临江铺：五万图所见的“临江”，位于27°49′22.05″北，118°27′11.24″东。现代“临江镇”的位置在其西南，相当于五万图临江街的街尾（27°49′6.25″北，118°27′22.44″东），两点距离562米，以五万图上的河道与现在真实的溪流为基准，完成校正。
（2）新城县的渌渚，现在有渌渚镇（29°53′38.28″北，119°44′11.54″东），但是五万图中的渌渚并不在这里，而是在现在渌渚镇的西北（29°53′38.28″北，119°44′11.54″东），直线距离约3.023公里，如果仔细看现代电子地图，后面这个点的所在位置还标着“渌渚”二字，现在的村名也是同音字的“六渚村”。
（3）位在渌渚西北的双庙庄（29°55′16.32″北，119°42′0.05″东），原村庄被改成制碗厂，因而向北迁村到870米外（29°55′40.16″北，119°42′17.52″东），此村庄本来因为有双庙而得名，迁村之后，原来的双庙也废弃了。
（4）因为城市改造迁村连地名也带走的，例如龙游县东的十里铺（29°2′3.74″北，119°13′26.75″东），向西迁到1.545公里外的新址（29°2′25.09″北，119°12′35.71″东），笔者除了比对五万图予以还原外，也发现原址还有已迁出的“十里铺物流”企业名称，仍保留在百度地图中，可以证明它曾经的地名。
（5）又如钱塘县的“转塘街道”，五万图中位于妙山下、杭富公路旁，今日杭富公路的路线稍偏北移，转塘村及转塘街道的位置则向西南移，相差五、六百米。在转塘南的“凌家桥”，本来因为村中有小溪通过，溪上架设凌家桥而得名，现今的凌家桥村不在溪上，在溪北五百余米。
（6）浦城县仙阳的定位，据《周行备览》云：“十里楫仙桥，桥北即仙阳，五里新岭头。”既名之为楫仙桥，应跨在溪上，今此溪尚在，桥的位置明确。五万图中，也绘有溪流及桥，并在过桥之北标记为“仙阳浦”，查核其所标记的位置在28°2′43.62″北，118°31′16.95″东，即今仙南村。但是，今天地图中所见的仙阳镇在其北270米，仙阳村在其北480米。
总之，古今地名因为各地开发的程度不同，迁徙变化，百端复杂，所幸村镇的范围小，经过我们以明清路程书、行记诗卷、府县方志、五万图等反复检讨，都已经尽量让它们符合较早的位置，即使有误差也不致太大。当然，路程研究的本质是现地研究，读者中如有本地人发现我的错误，敬请不吝指正。
（三）县城地名定位法
政区重划、县市合并、城市更新、市中心转移、政府大楼改造，都是现代常见的现象。研究古代文史，自然不能以现代城市的定位来作为古代州县的位址。如何找到古代州县的位址？我认为，研究必须自己去做，自己动手找到答案。现在有些学者喜欢依赖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46]，但我并不建议这样做。[47]
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在Google Earth Pro绘制各府州县的城墙线图。
利用已在Google Earth Pro叠图的早期五万图，仔细核对县城位置的各种条件，例如大河、护城河、城内小河道、内部街道结构，把地图移动到最恰当的位置。再从上排工具中选取“尺标工具”，进去以后，选择“多边形”选项，在图中的城墙线上细心地描画，就可以在Google Earth Pro上亲手画出城墙的形状，以此来确认老县城所在的区域，非常有效。
早期地图的可信度，基本上是高的，但误差当然会存在，因此，描画所得的结果还需要参酌实地条件，再作进一步校正。如果还有一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城厢图可作检验，那是最好的。例如福州省城，我先从五万图上画出一次城线，然后叠图1941年发行的《福州市街图》（map_Cot_0013211），来进行校正，工作中发现贯穿城内的东西河道和南北河道，大致非常准确，但还需要再作小幅度的旋转校正，于是以河道为基准线进行微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又如浙江省城杭州的定位，我同样也先从五万图取得城墙线的初稿，再叠图1946年出版的《杭州市地图》（agdm_8342_full），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Chinese Walled Cities（《中国城郭》，1979）的第七十九幅《杭州城墙》来修补五万原图不明之处，现在也可以高度掌握杭州古代的府城了。
如果没有城厢图可以应用，也可以利用古今道路变化原则，或是以古迹遗址为辅助。作业时，同样先在Google Earth Pro上仔细推算县城的各种条件，把地图移动到正确位置，然后画出城墙线，画成之后，取下叠图，再利用护城河、既有道路、现存古迹来进行校正，一样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
特别是很多府州县城城墙还在，如荆州府城全部保留，潼川府城还保存1,653米；还有大量护城河也仍然存在，如南阳府城、寿县城；或局部保留了一半，如禹城县。我初次考察寿县是在1990年，当时城墙和护城河都还未整修，拍了原始的河形；2006年测绘潼川府城，护城河很小，石桥仍在；2018年考查禹城县城，护城河仍然是古老的样貌，河面不大，但一望可知是护城河。这些都对古县城的定位非常有帮助。
这次研究中，除了福州和杭州两个省会，我也为沿途的闽清县城、古田县城、延平府城（南平县城）、建宁府城（建安、瓯宁县城）、浦城县城、建阳县城、崇安县城、铅山县城、广信府城（上饶县城）、玉山县城、常山县城、江山县城、衢州府城（西安县城）、龙游县城、兰溪县城、严州府城（建德县城）、桐庐县城、新登县城、富阳县城等十九个城墙，都完成了描绘。
第二步，找出各府县的代表位址。
明清驿路都是以城内邮驿的总铺为起点，由府县志的绘图可知，其位置通常在官衙前，古称为官门，也有时在鼓楼前，[48]如果可以找到府县衙、鼓楼或其他特定古迹，便能以实际地点为定位。可惜，古代的公署绝大多数已难于查考，还保存鼓楼的城市也不多，所幸这些地点通常都很接近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的十字口，屡屡见于各方志中。古代城址的面积都不大，除了省城或大府，一般城内长约1,300—2,000米，宽约800—1,300米，因此，画定城墙线以后，古城区域已经很明确；但GPS位址还是要选定一个代表点作为标记，我一般采用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的十字中心为其代表位址，称为“十字街定位法”，是误差较小的办法。
以福州为例，鼓宣楼位于26°5′32.55″北，119°17′37.29″东，正好在十字街口，其北为明清福建布政使司，其南为上南路，东为鼓东街，西为鼓西街。闽侯县政府在西北380米，非常适合作官门的代表位置，府前总铺便在这里。又如建宁府是建安县与瓯宁县合城的，今为建瓯市，2005年在旧址重修新鼓楼，（27°2′22.95″北，118°19′9.32″东），新楼北面的十字街口，东街名为县前路，西街名为鼓楼后街，因而选此点作为建宁府前总铺的代表位置。再以衢州府为例，它的附郭是西安县，城内有地名“钟楼底”，在上街（北）、下街（南）、南街（西）、新桥街（东）的十字口，可以此为衢州府西安县前铺的代表位址（28°57′43.14″北，118°52′4.24″东）。
本文依此法，为区内18个府县城画出老城城墙及府前、县前总铺的代表位址。
（四）驿站地名定位法
驿站定位主要依据四种资料，一是古迹实物，二是方志的图文记载，三是行记诗卷，四是近现代地图，从中判断最大的可能性。下面以六个实例来说明定位方法。
1.铅山县鹅湖驿
嘉靖《铅山县志》说：“鹅湖驿，在北门大义桥外”，同治《铅山县志》的《铅山县治图》绘出县城北门丽泽门和大义桥，[49]桥跨铅山溪上，护城河环绕城东，于大义桥东南注入铅山溪。走过大义桥之后，桥北人家甚大，县治图从桥头向西，依次绘有厉坛、崇真观、天王寺、鹅湖驿、递运所。
现在大义桥古迹仍保存完好，桥宽4米余，可通行人。我以地图手绘方法，将铅山溪及其支流和大义桥古迹，在Google Earth Pro上一一画出，然后从大义桥头北端，向西北侧推算约三百米，即以此为鹅湖驿代表位址（28°13′14.47″北，117°46′31.50″东）。
2.常山县广济水马驿
广济水马驿是常山县驿，[50]康熙《常山县志》说：“广济水马驿在东城门浮桥河渚。”雍正《常山县志》说：“观风桥在县东门外十步；浮桥在观风桥东百步，跨广济溪。”光绪《常山县志》说：“广济港在县东门外百余步，旧志所称驾浮桥于上者是也。”[51]港，就是河道。把三条资料合并来看，东门外十余米有护城河的观风桥，其东百步有浮桥，浮桥跨越广济溪，广济水马驿在桥头沙渚畔。合计自城门至驿共百余步，以每步约1.51米计算，约200米。
从卫星地图上来看，县东的主要河川是金川河，广济溪乃其细小支流，而且现代河道曾被部分截弯取直，并不能直接以现在所见为依据。但因为五万图上画得很明白，手绘河道之后，测量距离约二百米，也与方志记载相符，因此，可将此驿的代表位址，定位于28°54′17.90″北，118°30′52.59″东。
3.衢州西安县上杭埠头水马驿：
上杭又作上航，同音混用。据天启《衢州府志》：“在郡城西三里，光远门外。”因为这个水驿是承纳上游江山港和常山港两大航线，应在两水交会口之北，天启《衢州府志》的《舆图》中，也将此驿画在两江口之北。
衢州府光远门就是南门，现在还有遗址，今从南门遗址向西南计算三里路程即上航埠头水马驿可能位址，以28°57′20.53″北，118°51′30.98″东为代表。
4.严州府建德县富春水驿：
富春水驿又称严州府建德县富春驿东馆，《周行备览》：“富春驿，船皆泊东馆（他书或作东关），在严州府下，离城五里许，城上隔河山名南高峰，城下山上有塔，名北高峰。”[52]驿在东关的水涯，五万图有标记，还有众多行记书写得十分清楚，因此将它定位在29°32′20.40″北，119°31′13.42″东为代表位址。
5.杭州江口浙江驿：
杭州江口浙江驿在钱塘江畔，但详确位置向来未有人说，今定位于闸口东侧，约30°12′7.39″北，120°8′30.88″东处，距凤山门4.708公里。按：《周行备览》云：“十里凤山门”，《杭州府志》云：“县南十里，濒江，龙山闸左。”龙山闸今名闸口，杭州城内运河之中河南行至此为闸所止，行李货物须盘坝，江山船另在闸外雇用。龙山即六和塔之山，明清诗文多说江口驿近六和塔，郭麐《江行日记》更直言：“赴闸口登江山船”，陆陇其《丁未南游记》云：“出山埠陆行至江干埠头徐龙浦家写船”，此路至今仍在使用，即西湖经虎跑泉至六和塔之路；江干埠头即闸口以东一带，商旅云集，方志称浙江市。
以上，用五个例子说明对驿站的定位方法，本文已依此法，为本区23驿、一司及铅山河口作了定位。
不过，有时也会遭遇极大困难。例如建宁府瓯宁县城西驿，弘治《建宁府志》、嘉靖《建宁府志》、康熙《建宁府志》、康熙《瓯宁县志》对城西驿位置的文字记载完全相同：“城西驿，在城西敬客坊。”[53]但是，明代两志的地里图都把城西驿画在临江门外的通都桥西岸桥头（约27°2′4.18″北，118°18′40.00″东一带），清代两志都把它画在威武门外万安浮桥西桥头（约27°2′24.01″北，118°18′16.34″东），图迹都清楚明确，然而两地南北相距约八九百米，我比对了所有相关的坊、桥、市、坛、山、川，无法判断其是非。
更困难的是，李鼎元于嘉庆五年（1800）闰四月初三日夜泊城西驿时又说：“瓯宁县城西驿，……驿在建溪南岸覆船山下，府治在溪北。”[54]覆船山是汉代旧名，其位置在今紫芝坊光孝寺南，[55]五万图作摩天山，今称铁狮山。方志说山形如覆船，今卫星地形剖面也恰如覆船。李鼎元所记驿名仍为城西，而所记位置在建溪南岸，又说府治在溪北，明确指出并非西岸，与各方志都不相同。
换言之，从三种可信的文献中出现了三个疑似的位址，基本上无法判定。目前，我依据明人之说，定位在通都桥西端，但总是不能没有怀疑。
此外，不论是老县城定位或是驿站定位，都是用“代表位址的GPS”的观念设定的，GPS本来是很精密的测点，但是古代建筑都已不存在了，势必不能精密测定，所有的定位皆是出于计算，只能以最小的误差来作为代表位址。
（五）水路地名定位法
古代旅人的首选是水路，没有水路，或是水情危险，或是急于赶路，才考虑陆路。从福州到杭州也大部分是水路，因此我们先解说水路地名的定位法。
水行因为路线受河道所限定，定位沿岸地名，基本上比较容易，但变量也很多。沿岸地名必定是当时人烟聚集的村庄塘埠，由于百年来渐渐已经不走水路而改行陆上，大量村埠将会消失；我们可用的地图都是百年内的制成品，不能不受其影响。何况河川还有自然变化与治水防洪的问题，迁村、涨没之事，不可避免。
河川变化有自然和人为两种，自然变化主要来自滩沙的积刷、浮移等活动，凡是江流呈现S型河漫滩时，S型中的凸出面有泥地淤涨之增，凹入面有流刷倾侧之险，经年累月的作用之后，河道与沙洲就会发生变化，从福州到杭州之间，我们发现许多河段，现代地图里所见的河岸与河滩，相对百年前测绘的五万图已有改变，就属于这一类。例如福州南台的闽江段，从北宋就有洲渚和水道变迁离合的纪录，见于《淳熙三山志》。[56]至如明清时期玉山道中知名的旁罗埠（28°17′51.25″北，117°48′23.66″东）现在已经不濒信江，河沙在埠头前大量造洲成陆，只余一条小溪，似乎还在标榜着它从前本是江岸；旁罗埠今名罗溪村，傍罗村旧名被改移到信江北岸原名“傍罗傅家村”之地，新设的傍罗乡也定址于信江北岸，与明清旁罗埠完全无关了。龙游县的停步水马驿（29°3′6.74″北，119°9′23.71″东）和湖镇（29°3′57.67″北，119°17′30.76″东）也都不在衢江边了，停步驿前的沙洲向北扩大，逼使停步驿前的河道变狭变窄，衢江主流则改行沙洲之南。至于湖镇，现在也只剩一条细流仍然通过镇北，这一条细细的水流外面，有大片沙洲已经陆化成地了。
人为变化，指人工的水利设施，各地河川数十年来都经过不同规模的整治，大之营建水库，其次造电厂、建水闸，其次拦水坝，其次简易拦水坝，经常还有截湾取直、填河改道的工程。不过，经过仔细比对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和GRP卫星地图，小规模的水闸和拦水坝并没有使河道大幅度加宽，而我们从《周行备览》等路程书所掌握的地名，基本上相隔五里、十里，也有不少以一里、三里、十五里、二十里为间隔，中间再视情况，又有注记。所以，如果注意里程和路况，再去沿河寻访，还不至于茫无头绪。
区内的重大水利设施，一在福建，一在浙江。
福建省闽江水系还不是高度开发，沿江没有五里一坝、十里一个水电站的情形，只有一个大型的水口水库，库区南起水口坝（26.302628°，118.812240°），北至省道323吉溪铺大桥（26.565972°，118.301641°）下，两岸受淹没影响的区段约长80.1公里，当我们根据五万图沿河寻访时，有些地点已经在水下，因而还有迁村的问题。至于吉溪铺大桥以上的河段，虽然水量增多，滩石淹没，景观已不同于往昔，但因水位提高只在原本溪谷内，并不影响到两岸地名。
浙江省衢州到杭州之间的河道，受到千岛湖水库的来水及富春江水库蓄洪的双重影响，改变不小，七里濑峡谷内的水深和宽度也都增加了。例如百年前钓台下的江宽330米，现在462米。鸬鹚溪口的芦茨埠，本来就是舟行的大站，自古也是鸬鹚溪居民出入与外客游览的必经之地，相当热闹。成为库区以后，居民村落向内迁移约二公里。其他七里濑内各站如冷水铺、扁白、长淇、胥口都受影响，地入水中，只余地名。位于七里濑上游的衢江，虽然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它本身也建有几个水电站，以衢州城东乌溪注入衢江处的东迹铺为例：
《大清会典事例》云：“西安县，十里至东迹铺”，在地图上测量十里的位置，就是乌溪（此段称东迹溪），乌溪的水流本来并不甚大，明万历中徽商金梅捐造浮桥时，据康熙《西安县志》所载，其规制为：“遂制桥船二十二只，铁索二十余丈，捐赀九百余两。”[57]二十余丈，最多约九十米，当时东迹浮桥所在的乌溪，河宽不过如此。
今人在乌溪进入衢江的会流口以东不远之处，在衢江上拦江兴建了大型水电站（28°58′51.99″北，118°55′40.84″东），水位大幅提升，乌溪河宽也大为增加，新河面的窄处约370米，宽处约470米，河口更达860米。东碛街位于天保乡十八都，所属之雍正九年改编第四十五庄，领村八，[58]为沈家（今沈家村）、樟树潭（今樟潭街道）、麻车里（今麻车）、屯里杨（今杨家）、东迹街、仓里叶（今茶园村）、黄公桥（今王公桥）、新屋里（今新屋里），其他七村现皆存在，只有东迹街不见了，五万图中虽然绘有“东迹站”于溪边，但现代电子地图皆不载此地名，可见水电站完成之后，已经把它淹没于水下。
从以上的举例，读者可以看到我们处理河川变化的审慎做法。
（六）陆路地名定位法
1.两种不同形态的道路处理方法
陆路地名的定位，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本来水陆驿程中的陆路，指铅山武夷路的铅山县至崇安县之间，和江郎仙霞道的清湖镇至浦城县之间。这两段都是越岭道路，民间的路程书中都有详细的沿路地名，不局限于官方邮铺和设驿的名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它和水路地名一并去处理，自然地融入水陆驿程之中，共同结构为完整的水陆驿路。
第二种情况，是本来水陆驿程中的水路，而增补平行陆路的。由于民间路程书并无记载，也不能只凭行记和诗卷的描写去寻找，必须使用“邮铺”来定位。“邮铺”又称为“急递铺”，以县城内总铺为起点，沿着驿路设置，依照规定，主要是十里一铺，也有十五里、二十里不等。邮铺的记载本来分散在各府州县志中，嘉庆年间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始收纳为全国邮铺。针对第二种情况，我们是以各邮铺为路点，查出其所在位置，予以定位，并画出其路线。
不过，我们原本希望以“补充陆路”的方式，把它作为官私二驿路的附属，实际工作以后发现并不合理。因为邮铺的名称往往与《周行备览》所记道路地名不同，而且作为邮铺系统，它本身有独立的完整性，所以，最后我还是把它们独立出来，全线都另行处理。此外，《周行备览》另有《福建建宁府由建阳县至浦城县陆路程》，记载建宁府建阳县向北到崇安县，以及建阳县向东北到浦城这两条陆路，地名虽详略互异，路线则与邮铺道路相同，为免重复，已将其合并入邮铺路点。
2.定位邮铺的困难
定位邮铺的工作，有先天的困难，就是邮铺的名称不一定采用真实地名。有的地方在设铺时大量新创名称，也有的地方乐用原有地名，情况复杂。
例如福建境内的铺名与真实地名大部分相同，但也有像浦城县的“长乐铺”设于仙阳，“乐平铺”设于渔梁，铺名是以行政里名来命的，与原地名毫不相干，从《浦城县志》的《浦城疆域全图》，可以看见长乐铺就在长乐里，乐平铺就在乐平里，仙阳、渔梁就在此二里中。浙江方面，衢州江山县可能是比邻福建的缘故，十二个铺名都使用本来地名，其他浙江省属的各县就不一定了，常山县的七个铺中，东路的“十里至长埂铺、十里至栟楮铺、十里至浦口铺、十里至渔湖铺”和西路“十里至舒家塘铺、十里至蒋莲铺、十里至白白铺”，七个铺名中就有四个不是真实地名。其证据就是雍正《常山县志》所云：
县前总铺，铺司兵五名，长埂铺，城东十里，地名十里滩。栟楮铺，离长埂十五里，即虹桥。浦口铺，离栟楮八里。渔湖铺，离浦口七里，地名官庄。[59]
文中“地名”“即”“地名即”，便指出了长埂、栟楮、渔湖三个邮铺的名称与实际地名是不一样的。另一个查不到地名的铺名是“舒家塘铺”，在康熙《常山府志》的塘名列表下虽然有“舒家塘”，但这是陂塘名，不是村埠地名，常山县城以西，因为没有大川，民间开辟的陂塘多达343个，舒家塘只是隶属宣风乡四都的一个五亩小塘，并非地名。而且据雍正《常山县志·县境图》所绘，[60]玉山往来常山的大路，经由君子乡的八都、九都进入西门，并不经过四都，可见四都这个舒家塘，和“舒家塘铺”并无关系。
像这种情形，在江西省的铅山县、上饶县、玉山县、广丰县都遇到了；进入浙江以后，除了上述常山县之外，西安县城西向的压潮、石塘、新店三铺，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三个铺名中只有压潮是真实地名，其他两个皆非；石塘铺的地名是航埠，新店铺离城三十里，在县界，地名是墩头。
总之，邮铺如果使用真实地名，才容易在路程书、五万图、电子地图找到相当的对应地名，如果设立邮铺时新创了名称，工作上是相当困难的。
此外，邮铺虽是官设，记载里程，也常不合实际，尤其是涉及县界的时候，错误更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如：“枫岭铺，十里至浙江江山县界”“后溪铺，十五里至西安县界”“安仁铺，十五里至龙游界”，都不可能存在。枫岭山是浙闽的界山，山上属江山县，山下是浦城县，枫岭铺至县界约850米，不是十里。后溪浦已经在县界上了，没有十五里才到西安县界的空间。龙游县城到县界有澳头、高敬、乌头三铺，而实测安仁铺到高敬铺只有8.587公里，换算明里约十八里，其间还有距离高敬铺十里的乌头铺，已在县界上了，可见安仁铺十五里至龙游界也不成立。这些问题都必须一一排除，其艰困可知。
（七）现代公路替代法
“现代公路替法代”就是在绘制明清陆路时，以现代公路为参考替代，做出模拟路线。
从方志可知，明清两代的乡名、图名、坊名、里名、邮铺名等，往往都会沿用，可见明清道路的传承性很高。这样的情形也沿续到现代，古代驿路和省道、国道的关系密切不说，许多乡道和县道，前身也可能是明清道路。比如玉山县到常山县的古道是G320国道的前身；浦城县通往仙霞岭的道路，也大部分是G205国道的前身；崇安县北上到大安驿这条路，就是后来的福建S303省道；大安驿至铅山县的道路，也被修成江西S202省道，[61]可以说，随处所见，都可以发现这种古今传承的亲密关系。
但是，也不能固执不变的去谈古今道路传承，前举G205国道，虽然经过仙霞岭下，却没有通过仙霞岭，它在进入仙霞岭脚之前，就在小竿岭与化龙溪相会处以西（约28°19′45.51″北，118°29′53.17″东），分道向西北而去。至于不与G205国道同行的明清老路，由龙溪、梨园、茶岭、龙井，登上仙霞岭；下岭之后，经保安桥、窑岭、三卿口、峡口、苏岭、江郎街、石门街，一路走到清湖镇，这条道路直到现在，都还只是县道与乡道等级。
像这样把古代道路与现代公路一起拿来作整体分析，然后利用现代公路来模拟古代道路，让读者更容易领会其现地感的研究方法，就是“现代公路替代法”。实际的执行办法如下：
要在现代公路的基础上画出明清道路的模拟路线，必须先知道明清道路在哪里？邮铺的本质，就是沿着驿路设站，派驻铺兵管理，因此只要依序列找到各个邮铺，在Google Earth Pro上标位定址之后，就可以看见明清驿路的大概所在。接下来，需要借助清末民初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这组大比例尺地图保存了大量百年前的道路，而且还给它们分别了各级等差，最高级是汽车路，其次是双钩道路，其次是粗断线，其次是细点线。在前述准备工作中，我们已经将这组五万图数字化到Google Earth Pro，在进行地名定位的步骤时，我们也已经将所有邮铺都定位到Google Earth Pro上了，现在打开每一张五万叠图的图层，便可以看到经过该邮铺定位点的各种道路，研究这些道路，将它们合理的连结起来，就可以构成一段段驿路的可能路程。但是，只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用“现代公路替代法”加以修改，使这条刚从五万图中画出的粗成品，具有充分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
为什么要做这些修改？是基于五万图的盲点和今人使用上的需求。这组地形图测绘的年代，最早始于清末，最晚也在民国二十年前后，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测量技术，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图中的显著误差，我们也能加以体谅。但是，当利用这组地图所画出来的路线，实际上却是不可通行的高山深谷，而它确实是地图误差所造成时，就不得不做人工修改。这时候，须先关闭五万图层，只保留手绘的古道预画线条，然后详细观察邻近的大小现代公路，推算古今变化的可能，再进行局部修改，直到所绘出的模拟道路，既能符合古人的记载，又具备实际能够通行的现地条件，又可兼顾古今道路的传承才算完成。当然，模拟道路只是最接近的路线，毕竟不是真实的古道，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三、先后两条驿路之全路程
本节将以Excel表格，公告福建省城与浙江省城之间两条水路驿程的沿路站点。本表格包含下列内容：
第1列是序号。
第2列以《周行备览》为主，列出全程的地名。
第3列为早期五万分之一地图的对照地名。
第4列为天地图和谷歌地图的对照地名。以上三列以古今三种地名记载对照，使读者立即产生正确的印象。
第5列是《周行备览》所记载的里程数，使用清里。
第6列是在Google Earth Pro实测的公里数。
第7列和第8列是GPS的数据。
第9列是备注，主要是收录各地方志和不同的路程书、行记、诗卷所出现的地名异称，以及必要加注的事项。因为考虑到表格的功能及字数，并没有放入相关的考据文字。
关于《周行备览》的里数，补充说明几句。古代路程书使用的记里单位，最小是一里，小于一个里或大于一个里的余数，都不能处理；再加上各书编写时所使用的资料来源复杂，因而错误不免丛生。不过，我仔细地逐一加以验证，仍有大部分里数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读者善加检视，当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弊。
Google Earth Pro实测的公里数，可信度当然很高，但也不可拘泥，因为不论是水路或者陆路，测量时都只能取近傍计算，必然会有小量误差，至于表格中的数值使用到小数点后三码，也就是小到以公尺为单位，这是因为计算机运算的需要，并不是故意标榜精密，读者引用时可以照录我的数据，但观念上不必计较细小微差。
本节的表格共有五个，将前后两驿路的全体行程，分成五部分来陈列：
第一，从福州三山驿到建宁府叶坊驿双溪口，这一段是合路，铅山武夷道和江郎仙霞道都必须走这里。
第二，在双溪口分路后，向东北一路，经浦城县、进入浙江省江山县，到衢州府西安县，与西路会合。因为中间经过仙霞岭、江郎山，故称为江郎仙霞道。
第三，在双溪口分路后，向北经建阳、崇安两县，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再东行到衢州府西安县，与东路会合。因为中间经过武夷山、分水关、铅山县，故称铅山武夷道。不过，本表只到铅山河口为止。
第四，铅山河口到衢州，因为这段的水陆道路是古称玉山道的一部分，经过的行记很多，为了方便举例古人的道路行速，而将它独立出来。
第五，从衢州到杭州，这一段也是合路。
表列的方式，与《周行备览》的顺序相同，水陆合并，不作切割，以保持旅行的顺畅感。
在每个表格之前，都以古人行记的日程来说明道路行速。正常行速下，江郎仙霞道二十一天可以走完，铅山武夷道约晚两天。但各人旅行目的与迟速不一，差使程限的急缓不同，晴雨季节、溪水浅深也不相同，甚至有像钱国祥随着他提督福建学政的长官缓缓而行，三十天才到福州城。具体多样的行速，请看各表。
（一）自福州府三山驿，经延平府、建宁府，至叶坊驿北双溪口止，本段为合路[62]
本段全为水程，约259.592公里。自福州北上为逆流，李灿箕《北征记》用了8天。自双溪口南下为顺水，陈玉璂《闽游记》、刘埥《闽行日志》航行5.5日、周棨《闽行日记》5日、庄俊元《湟中公余纪程》仅用4天，相当快速。
清代官程为避建溪水险，有自建宁府才易舟的，如钱国祥《闽游日记》水陆共8日；有自延平府下舟，如黄叔璥《南征纪程》、李鼎元《使琉球记》5日；有在水口上船的，如翁心存《使闽日记》7.5日、瞿鸿𥘌《使闽日记》9日。
表2 自福州起至瓯宁县叶坊驿，两路共享
续表2
续表2
（二）自叶坊驿北双溪口分路，经崇安县武夷山、分水关，至铅山河口
本段兼有水陆行程，约184.357公里。行记只有庄俊元《湟中公余纪程》，计行6天，陆行三日至建阳县，水行三日至叶坊驿。
表3 叶坊驿双溪口分路，北行为铅山武夷道
续表3
续表3
（三）自铅山河口至衢州
铅山县河口镇至衢州的水陆路，古称内河，航运非常兴盛。水陆路共163.591公里，其中自玉山县三里塘至常山县广济驿之间41.224公里为陆行。杨钟秀《万里云程》，定为8站，站即可宿泊之处。
自衢州至铅山河口的行程，田汝成《桂林行》七月中仅用4日，黄宗羲《匡庐游录》八月中行，仅用5日，1651年孙廷铨《南征纪略》及郭麐《江行日记》，皆九月中，在途6日。反之，自铅山河口至衢州的行程，严嵩《北上志》于四月间只用4天。
表4 自铅山河口至衢州
续表4
续表4
（四）自建宁府瓯宁县叶坊驿北双溪口，经浦城县、仙霞岭、江山县至衢州
《周行备览》记载本段道路，分成三部分，衢州至清湖为水路，清湖至浦城县城为陆路，浦城县城至建宁府叶坊驿为水路。合计279.775公里。
依《周行备览》使用此路者，有李灿箕《北征记》自南而北与刘埥《闽行日志》、周棨《闽行日记》自北而南，都是在途9日，陈万策《划舟纪行》、陈玉璂《闽游记》，用了10天。
若是浦城县以南改用陆路者，翁心存《使闽日记》9天，李鼎元《使琉球记》、瞿鸿𥘌《使闽日记》皆10日，钱国祥《闽游日记》则12日。
表5 叶坊驿双溪口分路，东行为江郎仙霞道
续表5
续表5
续表5
续表5
续表5
（五）衢州至杭州水路（合路）
本段全部水程，约260.823公里。《万里云程》设计了10站。
自衢州东下是顺水，严嵩《北上志》得“官舰颇巨”，4天就到杭州江口；李灿箕《北征记》、杨德周《北征记》、陈玉璂《闽游记》，历时5天。
自杭州西上衢州是逆流，田汝成《桂林行》、郭麐《江行日记》、黄叔璥《南征纪程》、刘埥《闽行日志》俱航6日，周棨《闽行日记》、陆陇其《南游记》、李鼎元《使琉球记》、瞿鸿𥘌《使闽日记》7日，翁心存《使闽日记》、钱国祥《闽游日记》9日。
表6 衢州府西安县以下合路，东至杭州府
续表6
续表6
续表6
续表6
四、补充陆路：水行路段的平行陆路
浙闽驿路系水陆兼程，凡水路不便时，需有平行陆路，因而编列平行陆路于此。但是，标题虽仍采用补充陆路的概念，下面的表格其实是完整的全部陆行路程。
本节依据《大清会典事例》，该书如有不详之处，再以各方志补充，计得可定位的邮铺203所，另据《周行备览》等书补入46个点。清末邮政既兴，驿站遂废。旧有铺舍已成陈迹，到民国初年时，遗址残存，今已泯然无迹。邮铺名称不必定与地名相同，考订惟艰。本文尽力查出可以推考的处所，均以GPS定位，并计算两驿间的程距，再运用现代公路替代法，画出拟真的模拟路线。
关于两铺程距，邮铺制度规定十里一铺，实际上，人里未必十里一聚，所以往往多于十里或少于十里，前人每以为言，如光绪《兰溪县志》云：
又桉：铺制相距十里，下金距县五里，女埠距下金六里，而前志“十里下金铺，又十里女埠铺。”是下金十里，女埠二十里矣。又如赶山铺距县有十二里，板桥铺距赶山有十三里，马安铺距县只七里，大有铺距马安有十三里，双塘铺距赤塘铺有十二里，均与制异，或者因事增设，间有迁移，今志其铺名，里数俟考。[63]
光绪时受西人冲击，实学大兴，新修志书者不满前志对里数的模糊做法，屡屡见于各地光绪版的方志，故举此为代表。下表仍于各铺前照录《大清会典事例》的里数，并另设一栏，记载利用Google Earth Pro卫星图实测的里数。
（一）福建省城福州府至瓯宁府建阳县——共享
表7 福建省城福州府至瓯宁府建阳县邮铺
续表7
续表7
（二）建宁府建阳县经崇安县——分路由武夷铅山至衢州府西安县
前一节水陆驿路在双溪口分路，但邮铺陆路不同，是在建阳县分路，本表为向北进入铅山的道路。又，前节驿路进入铅山县城以后，继续走到河口镇下船。邮铺陆路不到河口镇，而是由县城北门过大义桥，北行经过鹅湖寺、石溪镇，出广信府上饶县、玉山县、常山县至衢州府西安县，与另一路会合。
表8 建宁府建阳县经崇安县——分路由武夷铅山至衢州府西安县邮铺
续表8
续表8
（三）建宁府建阳县经浦城县——分路由江郎仙霞至衢州府西安县
本路在建阳县分路，东行至浦城县，再北出仙霞岭。另，《周行备览》有单独记载建阳县至浦城县陆路，比邮铺增加许多地名，亦予补入。
表9 建宁府建阳县经浦城县——分路由江郎仙霞至衢州府西安县邮铺
续表9
续表9
（四）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至浙江省城杭州府——合用
本段水路发达，陆路较少人使用，所记邮铺往往难以查明，《大清会典事例》写到兰溪县邮铺时更一笔带过，连铺名都不详，只说：“县前铺西，十里至西路铺，八十五里至龙游县界。县前铺北，十里至北路铺，一百里至建德县界。”本表用《衢州府志》《金华府志》《兰溪县志》补入。又，桐庐富阳之间的陆路绕经新城县，邮铺记载在那里，虽有沿江道路而无邮铺，本表因之亦无邮铺。
表10 浙江省衢州府西安县至浙江省城杭州府邮铺
续表10
结 论
本文以“现地研究法”，对明清福建省城与浙江省城之间的水陆驿程及平行陆路，借由GIS数字化的作业，进行了全新的道路研究。所完成的项目计有：
1.本驿路依《周行备览》所定，起自福建省城福州三山驿，结束于浙江省城杭州北新关。明代驿路采行铅山武夷道，全程1,854明（清）里，以模拟公路实测为868.363公里。清代驿路改行江郎仙霞道，全程1,664明（清）里，以模拟公路实测为800.19公里。
2.本研究采用《周行备览》沿途详细地名，并参考其他路程书及行记、诗卷加以补充，取得了555个驿点，为其中524个地名查到了相应的位置，给予GPS定位，全部都可以简易检索。
3.本研究以现地研究法的“现代公路替化法”，依照《周行备览》的分段，为前后两条驿路作了水陆全程的模拟道路；读者在随附的专题网站上所看到的驿路，不只是松散的路点，也不是虚拟的连线，而是整合清末民初道路及现代公路作成，可以在上面亲自模拟行走的道路。这些道路虽然不等于明清的实际道路，但它串联了路程书中的城镇村埠，是最接近明清驿路的实况模拟。
4.《大清会典事例》的陆路邮铺自成系统，我也将取自《大清会典事例》本区内各县可查到相应GPS的203个邮铺，添补邮铺以外46个地名点，区分成四条路线（表7—表10），做出全程的拟真路网。邮铺名称与地名不尽相同，不易分辨，本文仍为大部分的铺名，找到了与现代地名的对应位址，并在Google Earth Pro上完成GPS定位。
以上结论，亦可以图形表示（图1），黄色为陆路，蓝色为水路。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上述各个完成项目，将全部经由GIS程序制作专题网站向大众开放，网址为：https://gis.sinica.edu.tw/prj/courier_ways/，如需要原始KML档案，也可以利用本网站下载。[64]KML档案的版权属于作者所有，禁止复制、转制和再造使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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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n-Site Study and Its GIS Presentations of the Courier Ways from Fuzhou to Hang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 Jinsong, Tang Chen, Wang Yong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courier ways by water and by land from Hangzhou to Fuzhou unofficially called the Official Way and the Private Way in Ming Dynasty. The Official Way, namely the Yanshan-Wuyi Way for short, denotes the way with tollgates through Yanshan County and Wuyishan Mountain in Chongan County, while the Private Way, also named Jianglang-Xianxia Way for short, refers to the route without tollgates by way of Jiangshan County and Xianxia Mountain. While in Qing Dynasty, the previous Private Way turned into the main way with tollgates.
Resorting to the on-site study,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placenames along both the courier ways in the traveling book Zhouhang Beilan (Maps of Nation-Wide Main Roads), and complements the network of landways within these area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wide post points recorded in Qing Huidian Shili (A Compilation of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Dynasty). With thorough reading of 40 traveling notes and 36 traveling poems about the courier ways from Song through Qing Dynasties, and combining local chronicles and maps from ancient through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using the Google Earth Pro Satellite Maps as a working platform, digitalizes the placenames and routes along the courier ways, and makes the placenames easy to search and the routes life-like.
Keywords: Hangzhou; Fuzhou;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urier Ways; On-Sit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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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严程）
注释：
[1]（明）姚广孝等：《永乐大典》卷19426《驿站二·析津志·站字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页c—10页a。
[2]营项，应为营顶之讹，（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829页c，作“营顶铺”，《大清会典事例》也作云顶铺，五万图作云顶，今没于水口水库之下，已无地名。黄田马驿，《淳熙三山志》，同页，云：“使华亭，地名黄田，宣和六年创为星轺食息之地。”可见在宋时已为驿所，不知《析津志》何以舍黄田而取营顶。黄田铺在云顶以东，陆路近7公里，水路约5公里余，两地相邻。
[3]见（明）黄汴编撰：《一统路程图记》卷1“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6册，第1页a—3页a。
[4]《寰宇通衢·京城至福建布政司》，列举29个水陆驿站；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1《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列举29个水陆驿站和武夷山，如加计《铅山河口至福州府水陆路》所增列的驿站以外的地点，则有48个驿点。《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福建布政司往北京路程》，列举71个驿点，《士商类要》之《南京由铅山河口至福建路》，是由大江绕行鄱阳湖转至铅山河口，单计铅山河口至福州三山驿，驿点46，再以本书《七徽州府由玉山至崇安县陆路》补入玉山县至铅山河口13驿点，《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补入严州至杭州34站，再以《八徽州府由常山县至建宁府路》补入铅山河口至严州9驿点，合计101个驿点。《周行备览》“福建省城进京由浙江杭州府水陆路程”条，途中更换《福建建阳县由铅山县至衢州府水陆路程》，笔者整合各书之后，去其重复，共采用317个驿点。
[5]本路所分官路与私路，见（明）不著撰者：《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卷2，明刊本，酒井忠夫监修，坂出祥伸、小川阳一编，《中国日用类书集成》第7种，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第13页a，“五里至双溪口，水分二流，一分去浦城私路，一流西去建溪官路。其到衢州上杭埠头驲，官私二路方相交接。”原文建溪官路误作私路，“衢”字误作“汀”字，径改。
[6]见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36《禁革大当柜头杂派碑文》，第40页a，“天启癸亥（三年，1623）闽藩葛公寅亮悯崇邑夫役疾苦，请于抚按两台，议开浦城小关以苏崇邑之困”，按：指福建按察司佥事葛寅亮。
[7]《士商类要》用三条记载铅山武夷官路，分别是“七、徽州府由玉山至崇安县陆路”“八、徽州府由常山县至建宁府路”“三一、南京由铅山河口至福建路”，切割得很破碎。对于江郎仙霞道，他只用“一一、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一条记载，全程很完整，似可看出这条私路的地位，到了明代后期正在提升中。
[8]（清）朱彩修、朱长吟纂：康熙《江山县志》卷2，清康熙四十年刻本，第10页b，“江山至浦城二百四十余里，自仙霞以南皆重冈复岭，人烟稀少，原不设驿。凡自衢入闽者，皆由常山以达玉山。国朝取道仙霞，顺治十二年，始撤常山之广济驿于江山”。按，顺治四年清兵入闽，号称底定，其实至十二年仍在战争，因而注意道路情况，将驿路改移于此。
[9]《大清会典（雍正朝）》卷142，第14页a—15页a。
[10]（明）程春宇辑：《士商类要》，收入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11]（清）刘埥《闽行日志》，第1页a，“雍正六年戊申五月十二日（壬戌，1728年6月19日），余蒙召见于
圆明园勤政殿，奉命以福建县令试用，便道省亲。”
[12]《一统路程图记》卷8“衢州府由浦城县至建宁府水陆路”条，第7页a，总史部第166—559页。
[13]（明）不著撰者：《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卷2，明刊本，第13页a。
[14]（明）不著撰人：《大明一统纪要》卷1，万历刊本，第20页，作：“凡此处雇船者，牙家抽客人银二钱。”此书至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已经上市，它对《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作了字句删节，应在其后始出。
[15]见（明）不著撰者：《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卷2，明万历中刊本，《中国日用类书集成》第14种，第12页a，引文中的括号，系保留原书格式。
[16]清嘉庆二年（1797）济州漂流人李邦翼返回朝鲜，由于他穿越中国大地，水陆万有余里，国王特别召见他询问。李邦翼是军人，只能口奏追忆，朝鲜国王乃令朴趾源撰写《书李邦翼事》，详细记录他漂流、获救、返国的经由地点，见（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60，《韩国文集丛刊正集》，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0年，第252册，第102页a。在文章之末，朴氏写道：“邦翼所记程途，与《周行备览》等书吻合不差。”
[17]见（清）钱国祥：《闽游日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大麦溪，一名大穆，……十里，元峰阁。十里，白沙。据书吏单开：‘自大穆至黄泥坑十里，至马坑十里，至白沙十里’，与《周行备览》不同。”
[18]例如建阳县北至崇安县的陆路，在兴田铺至梅溪铺中间有界牌、中奢、石鼓三铺，任何方志都不能提示所在位置，只有《周行备览》记下了：“五里界牌铺，即小孔林，有先圣庙，五里仙店人烟小，五里中奢铺，十里石鼓铺，即上姑街，有人家、住店，内五里公馆渡，十里梅溪铺。”由于小孔林、仙店、上姑街、公馆、梅溪都可查到，因而解决了此三铺的定位问题。
[19]《寰宇通衢》和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未记载本路。《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福建布政司往北京路程》，列举114个驿点。《士商类要·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列举44个驿点。《周行备览·福建省城进京由浙江杭州府水陆路程》，列举180个驿点，此外还有夹注，本文采集各书中的大小地名，合计得348个驿点。
[20]（清）卢灿修、余恂纂：康熙《龙游县志》卷2，清康熙二十年刻本，第44页b，“南北二道，以非驿路，并废”，可见邮铺即驿路。又康熙《衢州府志》卷2，第23页a—b，“急递铺，廷望按，急递铺即汉邮亭之职，明郡县四境俱有，其后止设于驿道，今制因之”。
[21]见《东莱集》卷15，《四库全书》本与日本《六府文藏》所收成化七年刊本，文字异同颇多，两存之。
[22]见《泉崖文集》卷2，第15页a—c。全文因原刻本缺页，没有题目。
[23]《学文堂文集》记18《闽游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3册。
[24]见《日记手札》，记载杭州至福州的行程。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4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35—169页。
[25]（清）李鼎元撰：《使琉球记》，（清）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台北：广文书局，1958年，第10帙，第三册，第9页a。
[26]（清）杨钟秀撰：《万里云程》下卷，道光四年（1824）序刻本，第52页c—58页c。
[27]又见（明）陈真晟撰：《陈剩夫先生集》，（清）康熙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4，同治左宗棠增刊本，第14页。
[28]（清）陈万策撰：《近道斋诗集》诗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8册，第122—136页。
[29]简锦松：《历代中西对照节气儒略每日历表》[DC/OL]，https://see.org.tw/Calendar，2021年12月7日。
[30]（清）朱彩修，朱长吟纂：康熙《江山县志》卷1《清湖小江郎胜景图》，清康熙四十年刻本，第16页c—17页a。
[31]中华民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中国地图资料图表》，民国四年（1915）至二十八年（1939）测绘，台中：联勤测量制图厂编制，1958年。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32]（清）柳正芳修，王维文纂：康熙《建阳县志》卷首《兴下里图》，抄本，第20页a。不过，须注意的是，图中可以证明宸前在溪之东，但公馆绘在溪之西，换言之，宸前在溪东、宸前公馆在溪西，阅读相关文献时须注意。
[33]关于铅山县的鹅湖驿、常山县的广济水马驿的定位，详见后文《驿站定位法》。
[34]（清）汪文炳撰，何镕等纂：光绪《富阳县志》卷首，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第10页c。与稍早之（清）李维诚纂，（清）王用霖续纂：光绪《富阳县舆地小志》，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之《富阳县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庄分路程歌》凡例：“赴乡测量，凡所过山川村落，道路桥梁，悉照就地所称土名按注图中。有时天雨路僻，乏人指引，询诸途人，称名每多歧异，并间有音同字异之处。”所说相同。
[35]早期地图的精密度较弱，因而产生误差。这个数据是以《山东省齐河县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之比例尺为准，参考山东省的禹城县、南旺县，河北省、北京、独流等二十幅运算的，数据在570至580公尺之间。
[36]（清）陕西省舆图馆，《陕西省各县志表图》，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测绘，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我使用了西安府48个图例，逐一在Photoshop中放大图面比例尺实测的，经过实测，每1华里为550.5050505米，不过，尾数可能是误差，取整数即可。
[37]见（日本）足立喜六，《长安史迹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3年，又见杨炼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0—42页。他引用了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舆图馆测绘陕西省城图为例所得的数据，依其所说，清尺一尺为31.575611厘米。
[38]钱国祥《闽游日记》第163页：“十八日，晴，早发上京。十里，鳌头桥，即坵墩。五里湖尾。六里黯淡滩。”所记是水行。翁心存《闽游日记》：“十里，为上京，时已申正矣。高峰蔽亏，渐有凉意。行数里，径愈仄，两崖渐合，水势一束，将至邱墩，两山如牛耳，口门愈仄，石径巑岏，直上直下，才通人行耳。下崖登小舟，渡溪而东，循东岸南折而行（小字：水势至此一曲，进南而北去）。……出峡，抵延平水东驿宿，已日暮矣。”所记是陆行。钱国祥所言“十里坵墩”应是“三里”，翁心存只言“数里”，比较符合实际。
[39]（清）程庭撰：《若菴集》卷4《停骖随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册，第3页。此为1713年3月12日（儒略历2346791）之行记。
[40]（清）徐琪《粤学日记》卷4，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36册，第133页。本段为1891年10月26日（儒略历2412032）之行记。
[41]实测涿州中心点至此约8.6公里，符合十八里之数。淀是河北方言称湖泊之意，这个区域里并没有湖泊，盖“淀”与“店”音同，“沟、皋”音近，遂二字皆误。
[42]（明）林应翔修，叶秉敬撰：天启《衢州府志》总图《衢州郡治图第二》，明天启二年刊本，第3页。
[43]（清）庄俊元：《湟中公余日记》“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八日”条，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第48册，第279页。又，泉州安溪县“魁美村”又作“溪尾村”，用泉州话来读，“魁美”即“溪尾”。“溪、规”的声音关系与“魁、溪”关系完全相同。
[44]汉川县也有东江脑，今名东江村，30°14′59.10″北，114°1′46.95″东。宜昌县有白沙脑汽渡，30°38′19.28″北，111°20′46.81″东。
[45]但也有不是这样的，以天地图上的湖北省淅川县的老城镇为例，老城镇标位在33°0′26.10″北，111°23′0.55″东，老城镇政府标在33°0′38.16″北，111°22′59.83″东，相距370米。
[46]网址为：http://sites.fas.harvard.edu/~chgis/。
[47]笔者曾将本次研究使用的地名，取出100个，在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GAZ）的SearCh PlaCenames网页（http://sites.fas.harvard.edu/~Chgis/searCh/?）中进行检索，深知其利弊得失，因此不建议学者取用这个网站的历史地名的经纬度。
[48]例如（明）何棐、冯曾修，李汛纂：嘉靖《九江府志》卷9，明嘉靖刻本，第12页a，“谯楼在府治前，即府正门”，谯楼即是鼓楼；府正门即是官门，这是官门与鼓门位置之证。
[49]见嘉靖《铅山县志》卷4，第7页a，及同治《铅山县志》卷首，第2页。今铅山县治北移到河口镇，此地只称永平镇，大义桥为现存古迹，全长142米，宽约五米余。
[50]清顺治十二年，清代驿路改易后，常山废驿，同名的驿站迁至江山县。至于《常山县志》仍记载此驿，是方志常有的情形。
[51]康熙《常山县志》卷4，第13页a；雍正《常山县志》卷2，第15页b；光绪《常山县志》卷5，第18页a。
[52]富春驿，《雍正浙江通志》卷89，四库本，第25页c，“《建德县志》：‘在东门外五里，前临江涯，即宋东馆税务旧基。明洪武初，改建严陵驿。’”
[53]（明）贾暹等纂修：弘治六年《建宁府志》；（明）夏玉麟修，汪佃纂：嘉靖二十年《建宁府志》；（清）邓其文修纂：康熙三十三年《瓯宁县志》；（清）程应熊、姚文燮修纂：康熙五年《瓯宁府志》。又，敬客坊位于建溪西岸溪流转湾处，见民国《建瓯县志》。
[54]同第90页注4，《使琉球记》，第9页a。
[55]嘉靖《建宁府志》卷1“建宁府城”条，第1页，“汉景耀三年吴以王蕃为建安郡太守，始筑城于溪南覆船山下，今光孝寺后”。
[56]（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830页a—7831页c。“浮桥”条，记载北宋建造浮桥，元祐八年（1093）初建时，港分两道；崇宁二年（1103）重修时，港已分为三道矣。
[57]（清）陈鹏年修，徐之凯纂：康熙《西安县志》卷9，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第25页a。
[58]（清）姚宝煃等修，范崇楷等纂：嘉庆《西安县志》卷9，清嘉庆十六年修民国六年重刊本，第12页c—13页a。
[59]（清）孙毓玑纂：雍正《常山县志》卷2，雍正二年刊本，第11页a。
[60]雍正《常山县志》卷首《图序》，第2页。
[61]福建S303省道和江西S202省道，后来并为G237国道。
[62]《周行备览》原作“十里凤山桥、五里洪塘”，应是“五里凤山桥”，未到洪塘，今改。
[63]（清）秦簧修，唐壬森纂：光绪《兰溪县志》卷3，清光绪十四年刊本，第11页a。
[64]如有疑问，请以cschien@mail.nsysu.edu.tw与本人连络。
[65]本文引用《周行备览》及《大清会典事例》，采用（清）阙名撰，（清）陈劢校：《周行备览》，清乾隆三年序刻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典藏；（清）昆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8—814册，影印清光绪石印本。
原刊《数字人文》2021年第4期，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