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教授访谈录
陈静 高旭东
受访人简介：陈静，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发起成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编委、《数字人文》编委、《数字人文研究》编委、Reviews in Digital Humanities编委、Positions：Asia Critique评审。
采访人/整理人简介：高旭东，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仰望咖啡厅
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4日
问：在数字时代到来时，您如何考虑并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答：我为什么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简单来说，这和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我的动机有关。首要原因是社会环境，随着IT时代（Information Technology Time）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数字人文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这有些类似于工业革命对于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意义。在数字技术的大环境下，我们进入了数字社会。当然，以后可能有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但是技术发展有其自身趋势，它不是社会自发生成的，而是我们（人）和社会互动的结果。看似偶然性的结果，事后看来往往带有其必然性。同时，我们把数字人文放在具体的小环境中看，个体对当下社会大环境的判断也和个体的选择有关，这是一种自身基于复杂社会发展的理论判断。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数字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的。数字技术的渗透力很强，不但对工业生产、社会组织形态会产生巨大影响，也深深影响着个人的经验，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着生活感受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有的人对数字社会一直保持批判，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人工智能对人的奴役和主体性僭越，甚至对人的最终取代。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于数字技术持有一种建设态度。我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不是技术的反对者，我相信新信息技术会为社会带来改变。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好是坏，取决于人是好是坏，结果的发生在于人和技术的互动。我希望采取积极的参与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发展中必须认识、理解和掌握技术，包括学会、使用和开发程序编码、机器语言等各类技术的语言。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和个人态度的指引下，我选择了数字人文研究路径。在硕士阶段，我主要进行文化和媒介研究。读博期间，我主要研究电子文学这一新媒体文学艺术形式。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技术不仅仅会进入工业生产，还会进入精神生产和建造。于是，我在博士后阶段进入数字档案研究领域，开始了民国报刊广告的数据库建设。我逐渐发现，建设数据库不是发布广告、收集数据这么简单，而是需要研究在数字世界里形成的一系列非常规系统的规范和要求。怎么获得、评估、建设这些数据，始终是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对技术社会的判断和当下的工作内容，决定了我有意识地去选择适合的、有用的研究路径，这就是我发现数字人文领域的过程。简而言之，数字人文的研究路径既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特别寻找的结果。
问：能否请您举例谈谈，数字人文和您的具体研究有何关系？数字人文如何帮助您解决了学术研究遇到的问题？
答：我目前的数字人文研究和我自身的学术路径密切相关。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从早年的文化和媒介研究、电子文学研究，到现如今研究图像视觉知识生产，这种转变具体的学术动机就是——我想研究媒介转型时期的视觉知识生产问题。在文化研究界及艺术学界，我们以往基本认为，图像只是文本的辅证。在传统艺术图像学和艺术史的范式下，我们还是用文字来解释图像。结果发现，文字解释图像的效果往往不如用图像直接描述和解释。从这个角度看，图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我们直观观看是具有视觉性经验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量的图像只是存储下来的数字状态，比如用硬盘等媒介存储，用手机建立档案化的文件，等等。这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已有图像和数字媒介化之前的图像转换为数字状态？我们既然保留了想要保留的东西，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数字图像？还能否用原来的方式来研究它们？当下，传统的物质载体纷纷转换成数字载体，我们遇到的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出新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只有视觉性的经验才具备的，是文字所无法表现的。
我认为，研究和实践结合，通过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是我们的研究特色。我将从以下几个研究个案来具体阐释我的研究路径。
首先，是民国报纸商业广告项目。我们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可以在民国时期的微缩胶卷上进行元数据标记和数据分析。我们的人工研究者会根据内容来标注信息并进行提取。比如，我们会标记某种商品发布的时间、地点、生产地，等等。这个项目做了五年多，实际上整合了1870—1940年之间国内外三十多种报纸。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和历史学家积极合作，重点关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的现代概念如何伴随着外国资本一起进入中国。我们还关注了商业买卖如何生发、视觉经验如何形成等问题。
之后，我们开始了中国大运河（江苏段）虚拟展示平台项目，涉及到大比例尺的具体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不可移动的文物带入虚拟空间？大运河绵延一千多公里，在江苏段上上下下有非常多的遗产点，我们如何才能无遗漏地把遗产点和历史文献信息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逐步去了解。我们与南京博物院合作，与建筑学、历史学背景的同事合作，一起建立了大运河图像网站，用机器学习处理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将元数据和多媒介资源进行了主题管理和整合。
再之后，我们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单一的文物研究不同，它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不仅涉及文化手工艺和匠人的个人经验，也是一种复杂的网络再生系统——即知识再生网络。我们重点思考了如何克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经验分散的缺陷，希望通过一种平台将它们关联起来。在专家、欣赏者、消费者等不同层次上，我们讨论了视觉经验模型，建立起网络平台。举例来说，我们进行了云锦色彩的数字研究，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文本挖掘、基于传统植物染色的色彩复原以及文物色彩的化学分析等手段，综合测定云锦的颜色，并通过LAB、RGB、CMYK等国际通用色彩系统，在数字软件中将传统色彩与现代色号一一对应，试图解决传统丝线染色没有标准化的难题。
此外，我们还做了历史影像的个人档案库项目。大家现在常使用手机拍照，以后留存下来的大量照片会制造大量记忆——这是谁的记忆？以前，新闻媒介是主要的照片传播载体，产生了较大的公共影响。但是，机构会改变、报纸会被扔掉，历史在遗失。我们希望通过影像底片和文献建立数字平台，将底片和文献数字化后放在平台上，形成一种大的集合——也就是集体记忆。我们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更大的社会图景，将单一写作变成集体写作。
我不认为这样的集体记忆塑造与宏大叙事的回归有关，这涉及到公共史学领域的问题——整体历史观才是宏大叙事。我们希望从小的历史概念和场景出发，没有预设普适性和整体性的观念，在具备基本准则和观点的基础上，从下往上做，从数据入手，进行分析和展现，希望解释蕴含在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与传统的人文认知相符的。这种作法和以往的抽样作法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数据是变化的，问题也是变化的。几组不同的数据都在描述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就先做描述性的基本判断，再去解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而非宏大叙事一般“自上而下”地研究。我认为，技术和数据是有“偏见”的。什么人的什么东西被记录，可能是基于个人的选择——被自身以及其他人认为重要的才会去记录，但这样的偏见不一定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总体上，我关心的大部分问题在于历史影像、商业广告、历史地理、数字采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物质生产资料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基本上，我认为不是单纯地想做什么研究就找什么工具，而是有些问题只能依靠现有的技术条件才能解决，才能发现问题在哪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比如，我们测量大运河，以前是手工丈量，之后有工具辅助，再到后来的卫星测绘，一直到现在的无人机测绘。当前一些较轻便的、易操作的方法，支持我们进行回访和小尺度的密集调查，这会使我们得到和之前十年一次的调查不一样的结果。再比如，以前一张300DPI的图片、一个3.5TB的储存盘已经很大了，但现在有了大规模存储设备和影像设备，图片可以达到一亿四千万像素，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细节，发现更多新的问题，如材质、色彩、计算、数字模型，等等。此外，古人通过一点一点翻书来找文献资料，而现在的机器学习的统计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说，在新环境下，我们用不一样的解决方式，用新方法和新工具，不但可以解决老问题，还可以提出新问题。
问：您认为数字人文存在局限吗？在您看来，未来的数字人文可以有哪些新发展？
答：数据是无法穷尽的，我们能够获取到的总是一个有限的集合，能回答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结论也可能有错。所以我认为，数字人文当然也有其局限，因为它还不是高度成熟的范式，它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它目前还难以取代已经有的传统人文研究方法。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一蹴而就地得到一种完美的方法，而是要看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文研究和科学方法不能分裂，人文和科学唯一关心的是非判断依据，都在于问题是否被正确解决。当然，复杂社会的问题不能用一种标准全部解决，我们希望用多学科方法进行问题判断和解决。比如，我现在关心人工智能的艺术性和创造性问题，那么传统的研究路径就难以继续，必须了解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哲学、艺术、数字技术和算法等多学科的知识。
我不同意数字人文可以涵盖全部人文研究，不能依靠一种方法论，而是要根据问题需要来选择视角。我也不秉持多元相对论的看法，尽管在价值判断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变成宽泛的价值判断，一定要有自己的选择和取舍，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观点和看法。
总体上，我对数字人文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为什么人文和技术一定要冲突呢？历史上，我们有过“全才时代”，在达芬奇身上，就不存在人文和技术的割裂。我认为，目前人文和技术的分离，更多是教育体系和学科分化导致的，而不是艺术和人文自身的问题。这是一种评价体制问题，不是人文或技术自身能回答的。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数字人文的研究生论坛、建立评奖制度等，促进数字人文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必然需要掌握多种知识。尤其是如果希望能培养出新时代的全才，希望他们有所创造，那我们这些教育者本身就越来越需要懂得各方面的知识。
（编辑：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