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数字人文的局限
成一农 /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摘 要：“个人生命史”的研究涉及到对“弱者”生命历程的描述，以及对他（她）们所思、所想和所感的阐述，即对其“同情之理解”。虽然数字人文在描述这些“弱者”生命历程时能提供极大的帮助，甚至可以有助于研究者就各种角度对他（她）们“同情之理解”，但由于研究者无法真正地“同情之理解”，因此在这一层意义上，数字人文依然只能有助于对“史实”的归纳、分析和解释。不仅如此，即使是对“史实”的归纳、分析和解释，由于不可能做到平等对待所有“史实”，研究者会对“史实”进行有意无意的选择，而对此数字人文则是无能为力的，其至多只能帮助研究者更为容易和“准确”地进行选择，更不用说分析视角、解释路径、讲述策略、遣词造句的选择了，因为这些涉及到研究者基于其“人性”对“价值”和“意义”等的判断。总体而言，数字人文无法进行“价值”“意义”等涉及到“人性”方面的判断，而这就是其局限所在。
关键词：数字人文 个人生命史 大数据 历史学
关于数字人文，学界目前缺乏明确的定义，但大致可以归结为用计算机或者智能技术的手段来重新定义、提出以及解答人文问题。如在数字人文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徐力恒就提出：“数字人文可被定义为一套提出、重新定义和回答学术问题的更智能办法。所谓‘更智能’，不只意味着文科学者驱使数字技术（尤其是电脑数据库）作为外在的工具，来回答他们过去已经提出的学术问题；也应该包含学者由于受到数字技术和思维的影响，而提出新课题，甚至产生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数字人文研究往往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学者一直在做的研究工作，例如对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找出有用的记载。没有数字技术，学者同样可以做得到，但技术可以帮助学者更有效率地执行这些研究的步骤。二是学者不利用数字技术就无法做到的一些研究工作，例如同时比对上千条数据，辨识其中模式。”[1]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文不仅需要集成大量的“史料”，而且还需要向研究者提供众多的展示、分析甚至解释工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史学的研究需求。近年来，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大都对数字人文赋予了厚望，如王开队基于区域史的研究认为：“囿于历史文献自身特点及研究方法等，‘碎片式’研究是当前区域史研究中的主流。作为国内区域史研究的热点，目前徽学研究中的‘碎片式’研究主要包括大量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这是构建中观、宏观综合性研究的重要基础。解析徽州区域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其具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的特点，而限于技术手段，目前对其整体性利用尚不充分。以区域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为导向，借助现代数字人文技术，通过专题性数据库和综合性数据库的建立，挖掘徽学文献的系统性和关联性等，对‘碎片式’的文献与研究进行有机缀合，有助于全景式徽州区域成长史的建构。”[2]他希望数字人文达成的不仅有“数据库”的建设，而且还有建立“挖掘徽学文献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再如，美国学者戴安德在对西方数字人文的研究进行分析和介绍时也指出：“不管多么准确地界定数字人文，有两种趋势正日益明显。第一种趋势是从小型手动输入的数据库向真正的‘大数据’项目转化，大数据库中通常包括了几十万——如果不是几百万的话——的文本量，而且计算机分析要求超级计算机的能力……第二种趋势是降低使用电脑分析文本的技术门槛……这些工具让人们对数据库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基础的‘搜索’功能，它们正日渐成熟并可以植入使用者的界面中去。”其中同样强调“大数据”和“分析工具（能力）”。[3]
正是由此，近年来不仅以“数字人文”为方法和标题的论文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了研究期刊，[4]且一些研究机构也逐渐重视以及开始“数字人文实验室”或“数字人文平台”的建设。
在数字人文兴起的这些年中，实际上历史研究也在发生着转向，简言之，就是以不同方式、不同视角从不同侧面试图对传统的（单一的）“宏大叙事”提出挑战，或者虽然并不旨在对“宏大叙事”进行挑战，但也希望历史叙述“多元化”。随着历史研究的转向或者日益“多元化”，众多新的研究主题逐渐兴起，如民间社会史、书籍史、知识史、性别史、文化史等，其中也包括“个人生命史”。[5]关于“个人生命史”的研究内容和学术价值，相关学者多有论述，如钱茂伟在《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一文中进行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陈述：“个人史就是个人的成长历史，是独立的个人历史建构方式。相对传统的由上而下的政府观察视野，个人史书写凸显了公众由下而上的观察视野。个人史书写有几个特征：一是主体性写作，二是独特的人性体验，三是由微而宏看历史，四是发现身边的历史，五是动态化的写作。个人史在形式上是私人史，但在本质上是公共史。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意义多端，如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历史记录对象的多元化，让普通人垂名于世，记录下层人民的感受，藉普通人窥探世界的秘密。个人史书写的提出，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有可能建构起真正的总体史，有可能写出内涵更丰富的大国家史，从而实现真正的史界革命。”[6]再如，罗新在著作《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的后记中提道：“讲述王钟儿的故事，谈不上太多的文献考订、史事分析或史学解释，无法紧贴某一两个备受关注的学科性主题，因此很难说是一项研究。可是我犹豫来犹豫去，无法挣脱这个故事对我的吸引，而且很显然，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前，似乎也难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尽管一定不是唯一真实的理由，我激励自己时总是说，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7]在该书书封的介绍中也有着相近的表达，如“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的历史。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从这些叙述来看，“个人生命史”的研究主要希望阐述以往史学不重视，甚至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弱者”和那些以往通常被作为“整体”看待的“弱者”个人的历史，并由此分析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感，他（她）们内心中认识到的他（她）们所处的社会以及他（她）们对此的感受，从而达成如让弱者在历史中发声、消弭“宏大叙事”所导致的历史书写中的“不公平”、从弱者的角度重新看待历史等众多目的。
但“个人生命史”研究的困难在于，正是由于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弱者”以及通常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弱者”，因此与这些“弱者”个人有关的史料不仅极为稀少，而且也非常零散、破碎，由此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爬梳和整理。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虽然关于那些“弱者”个人的史料过于缺乏，但关于众多相近的“弱者”的史料则相对丰富，因此将这些史料汇集起来，那么也就可以“复原”“弱者”的历史，鲁西奇的著作《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就是这一方法的典型代表。[8]
回到本文的主题，“个人生命史”的史料留存情况以及处理史料方式，显然正是数字人文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之处。首先，数字人文的基础是“大数据”，因此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和整理某个“弱者”的历史对于数字人文而言确实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仅如此，数字人文还具有分析史料的功能，如通过当前流行的人际关系网络或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某个以往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弱者”的人际关系，甚至可以分析出其在不同时期的“交际圈”，这是以往传统研究方法不可想象的事情。通过数字人文，甚至可以分析某个“弱者”活动的地理范围、空间轨迹，及其应当经历过甚至目睹过的“历史事件”等；且随着数字人文分析手段的发展，未来必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提供“个人”越来越多的面向。由此，数字人文相比传统的研究手段，不仅能更为容易建立起“个人”“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而且还能提供与“个人”的生命史有关的众多以及越来越多的侧面。然后，基于这种对“个人生命史”的复原，那么研究者不仅可以达成替弱者发声的责任，而且历史学者还可以进而“深入”地分析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且随着分析的“深入”，研究者甚至可以看到以往研究看不到的“个人的生命史”，由此有可能会为相关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因此，就这一层面而言，在“个人生命史”的研究中，确实如徐力恒所言，数字人文不仅可以提供解答问题以及改进解答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有可能会提出新问题。
但在这里，笔者想问的就是，通过数字人文所揭示的“个人生命史”是谁的生命史？数字人文真能解决通过叙述“个人生命史”从而达成为“弱者发声”这样的责任吗？或者说弱者发出的声音是谁的声音？我们所阐述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真的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吗？我们所揭示的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认知，真的是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吗？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讲一个“故事”：
高考发榜的时候，那么不努力地学习，他居然考上了父母期望的学校和专业，只比录取线高了1分。军训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头疼的事情，但对他来说，则是一种解脱，暂时摆脱了父母的阴影，而且日复一日被安排的满满的日程，也让他不用、也没有精力去想太多。一年的时间很快，“又要回到现实了”，站在宿舍门前排队打水的他默默的想着，这时，他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他。大二了，玩了一年，虽然每个周末都要忍受父亲的“谆谆教导”，但当时那所大学中自由和年轻的力量感染了他。不能再按父亲的要求发展下去了，他开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各种知识。那时候的那所大学，如果你想学，总能找到最好的老师开的课程。数据统计分析，教室居然坐满了，就他旁边空着一个位子。咦，还有人迟到了，是她。此后，在不大的校园中总能相遇，但波澜不惊。大三期末，看到父亲不断上升的血压，随身带着的速效救心丸，还有楼道里他大怒时打破的玻璃，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再次屈服。但他实在不喜欢那个专业，没有热情、没有感觉，也没有未来，只有深深的无奈和自卑，这样的心态如何让他有勇气面对她呢？大四上半学期，在食堂里再次相遇，她在背后轻轻地碰他，而他，只能用表面的冷漠压抑着心的冲动。毕业了，真热，同学的行李也太多了，他在操场上发着牢骚。抬头，他看到了那双也许一生都会留在心里的眼睛，然后她走了。此后，虽然在宿舍门口又再次相见，但他知道，故事应该结束了。确实故事也就结束了。虽然几年后，他在他依然不喜欢的那个专业中找到了自信，依然期待能像以往那样在某处邂逅，但两者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平行线，虽然此后他们最近的距离可能只有500米。
先请原谅笔者糟糕的文笔，然后回到本文的主题。不可否认，这是某个“个人生命史”中的一段，同时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中、在王朝和国家的兴亡沉沦中、在帝王和英雄的冲冠一怒中、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在决定历史走向的你死我活中、在人类命运的抉择中、在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及其生命史，对历史进程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因此与那些所谓“大人物”相比，这则故事的主人公确实是一个注定被湮没在历史中的或者至少难以被注意到的“弱者”！
就以往“个人生命史”的研究路径来看，这则故事不仅叙述了这一注定被历史遗忘的“弱者”的一段生命历程并替他在历史中发声，由此，这个人及其“生命”也就被历史所记住！不仅如此，这则故事显然讲述的是一位现代人物，因而通过故事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利用人文数字技术在各种现代史料中进行搜集，研究者应当有机会考证出主人公的名字，[9]进而也就可以以这些信息为线索，继续利用人文数字技术对主人公的“个人生命史”进行更为全面地“复原”和叙述。不仅如此，基于人文数字，研究者还可以对上述这段历史发生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则历史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这段历史对主人公个人的影响以及意义，甚至还可以探讨主人公的所思、所想、所感。这似乎也就体现出数字人文在“个人生命史”研究中的价值。
但真的如此吗？
要考虑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放下历史学者所谓的“中立”“客观”，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作为有着感情、会喜怒哀乐的人，类似的故事难道没有曾经出现在各位的人生经历中吗？诸位的人生经历中，难道没有一些想忘也忘不掉、想忘但同时又想一生铭记的事情吗？无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快乐、悲伤还是遗憾。无疑，对于我们而言，这些故事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且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此后我们以及我们的记忆对它们进行了怎样的加工，让它们随着时间而不断扭曲，但它们依然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历史。但问题就是，“它们依然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历史”是对谁而言的？
要解释这一点，那么必须要再剥离掉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另外一层“光环”。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了先“复原”历史，然后再阐释它们的意义，从而挥斥方遒，之前介绍的“个人生命史”的研究者实际上也是如此。当然稍微前沿一点的历史学家应能意识到，我们虽然可以认知历史，但到目前为止以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无法认知“到”历史，也即我们不能保证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更不用说对历史进行阐释时必然搀杂主观性。由此，由于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故事的主角，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故事主角的思想和情感，也即我们永远变不成故事的主角，因此在处理对个人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那些历史时，历史学只能进行叙述，而不能复述，更不用说如实复述了；只能进行解释、阐释，而不可能“同情之理解”，甚至被确定的“对个人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那些历史”也是研究者自己认为的。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意识到那些历史对于那些“个人”的意义，更无法真正理解它们对于那些“个人”的重要性，甚至“弱者”的标签也是我们给他们打上去的。比如，我们虽然可以讲述上面那则故事，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去解释这则故事的历史背景，去分析这个故事对于主人公的人生意义，但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故事的主人公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和认知，更不用说这段历史对他的意义了，也即我们永远无法真的了解个人的所思、所感和所想。甚至我们对于上面这个故事的讲述也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的，我们永远不了解那个“个人”是如何讲述这段历史的！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个人生命史”而言，无论是历史学家引以为傲的考据功夫，还是当下自信满满的数字人文，以及所谓“博古通今”的学识都变得苍白无力。对此，我能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然这句话有其本来的语境，但放在这里感觉尤其贴切，因为确实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且除了自己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无意义的他者。我想我对这句话的解释，比这句话原作者的解释，更贴近其字面意思。
不仅是“弱者”的“个人生命史”如此，那些我们在宏大叙事中，或者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中描述的所谓“大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帝等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对他（她）们的历史叙述总是强调他（她）们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的正面和负面的“丰功伟绩”，即使对他（她）们“个人的生命史”进行的叙述也通常是基于宏大叙事来理解和“复原”的，如在对“巫蛊之祸”和“轮台罪己诏”的背景下对汉武帝与太子和夫人等他身边人之间的感情进行的所谓“理性”分析。先不说这样的分析在我看来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结论的没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汉武帝这类“大人物”而言，这些研究分析有意义吗？对他（她）们来说，他（她）们自己认为的意义才是意义，且他（她）们自己讲述的他（她）们的历史才是他（她）们自己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触碰到，因为它们已经与它们的主角一起随风而逝。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只是对他（她）们的对错加以评判，高高在上地对他（她）们的道德加以审判，而这些与我们对明星“八卦”的评论没有本质区别，而这些对历史的主角有意义吗？从这一角度来讲，这些所谓的“大人物”实际上也是历史的“弱者”，虽然他（她）们有机会和有可能会通过他们有意无意留下来的材料来影响我们对他（她）们的认知，但他（她）们实际上并无法真正左右我们对他（她）们的认知。
对于“个人生命史”而言，历史学也许真的就是那么的无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甚至是那么的无聊。历史学如此，作为“工具”的数字人文当然也是如此。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数字人文可以帮助学者提出新问题、解答问题以及改进解答问题的方式，但数字人文永远难以帮研究者真正理解那些“个人生命史”，它只能帮助研究者从其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角度选择“个人生命史”中研究者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些历史叙述和解释，但这已经不是那个人的“个人生命史”了，而是研究者认为和制造的那个人的“个人生命史”。
总体而言，不仅如笔者在《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10]一文中所述，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答问题和改进解答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帮助提出新问题，但却不能判断哪些问题对于我们人类、国家、社会以及研究者有意义和价值，甚至无法判断对问题的解答和解答方式是否符合研究者的价值观等标准。而通过本文的分析来看，由于历史学以及所有学科都无法真正“同情之理解”他人，因此历史研究也就无法真正从当事人的视角来叙述“历史”并加以阐述，而只能做到从讲述者的视角来叙述他人“历史”并加以阐述，因而作为“工具”的数字人文也只能便利我们对他人的“历史”进行讲述并加以阐释而已。
到了这里，可能面对的问题就是，让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以及数字人文感到无能为力的那些个人自己心目中的“个人生命史”的学术意义何在？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让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意识到即使面对其不言自明的天然的学科研究对象“历史”，历史学也远非全能，甚至是那么的卑微，因为一门以“人”和“历史”为核心的学科居然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生命史”无能为力。如果想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就应当放下高高在上、藐视众生以及所谓“客观”的态度，思考和回顾自己的人生，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最终再次回望历史，作为一个真正的凡人来看待历史，赋予历史研究以“人性”。当然，我们在研究中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去叙述和阐释众多人物的“个人生命史”，但请发自内心地谦虚地对待这些“个人生命史”，不应简单对它们妄加评议和进行道德审判。虽然加以评议和进行道德判断难以避免，但最终要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那些“个人”是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着自己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最后，以对梁晨的《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11]（以下简称梁文）的简要回应作为本文的结论。
首先，本人实际上并不希望将“科学”与“人性”或者“人文”对立起来，同时也承认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以及其他“科学”手段，甚至“科学”意识确实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本人撰写的《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一文主要希望基于历史学的学科目的，讨论“科学”“技术”与“人性”“人文”两者的主次关系，不过可能在行文中有意无意地将两者对立了起来。
梁文实际上也承认至少当前历史学达不成“求真”的目标，这点与本人的观点并无差异，但并没有解释历史学目前通过考证达成的“真实”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不是本人与梁晨之间最为重要的差异。我们之间重要的差异在于，对“真实”在历史研究中地位的认知。当然，所有历史研究都以“真实”为基础，[12]但在将某些“真实”作为某些研究的基础之前，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存在无数的“真实”，但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某些“真实”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的基础，而忽略了其他“真实”？从这一点来看，在选择“真实”时，似乎已经有着“主观”或者“人性”的介入。换言之，即使我们的研究都是以“真实”为基础建立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也不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用事实说谎”，[13]由此作为历史学研究基础的对“史实”的考订和复原即使能做到“客观”以及达成“真实”，但这种“客观”和“真实”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所谓“客观”研究已经如此，更不用说对研究问题、研究路径、研究视角的选择了，针对本文的主题，采用数字人文从事历史研究本身同样就是“人性”的体现。因此，即使承认“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同样也要承认在选择和奠定基础的时候，“主观性”和“人性”就已经发挥了作用。总之，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从我们的“人性”出发来对“真实”加以选择并最终达成我们“人性”[14]所希望达成的“目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数字人文确实在回答问题方面可以极大地促进历史学发展，甚至可以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的问题，且虽然类似于艾萨克·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15]中提出的“心理史学”，正如梁晨所述，数字人文可以对“人性”之下所体现出的群体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和长时段研究，甚至还可以对“人性”之下的个人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并可以通过“量来展示其基本特征和变迁、变化”，但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这样揭露出来的“事实”仅仅是我们研究者认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实”，即经过挑选的“事实”，由此实际上也就不再是纯粹“事实”，无论对个人和群体的研究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事实”的基于“量”展示的“基本特征和变迁、变化”，也是我们研究者认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基本特征和变迁、变化”，而对于那些群体和个人而言，这些“基本特征和变迁、变化”是否存在则无法确认，更不用说对“基本特征和变迁、变化”的解释了。因此，无论是在复原“事实”层面，还是在对“事实”的解释层面，数字人文也有其力所不及之处。
总之，关于数字人文，笔者与梁晨存在诸多相同的认知，如其学术价值等，当然也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如对何为“真实”的认知上，但最为根本的差异在于对历史研究中“人性”和“科学”，或者说“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关系的认知上，而这点又涉及到历史学的学科目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发展，存在争议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存在这样的认知上的差异也正是“人性”的展现。
最后，在笔者看来，数字人文的价值在于：有助于使用研究者认为有说服力的方式“发现”和考订研究者认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史实”；有助于基于这些研究者认为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史实”，以研究者认为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方式和路径等构建他们认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历史过程，并从他们认为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角度加以解释。显然，何为“有价值”“有意义”则是数字人文在当前和可见的未来无能为力之处，而这也是其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边界”。当然，历史研究也是有边界的，科学也是有边界的，但在笔者看来没有边界的就是“人性”，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人”，那么“人性”将会无处不在！
When Digital Humanities Meet Personal Life History: On the Limitations of Digital Humanities
Cheng Yino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personal life history” involv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course of the “weak”, as well as the elaboration of what he (she) thinks and feels, that is, “comprehension of sympathy”. Although “digital humanities” can be of great help in describing the life course of these “weak”, and can even help researchers to “comprehension of sympathy” him or her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but because we cannot truly “comprehension of sympathy”, so in this sense, “digital humanities” can still only contribute to the induc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Not only that, even in the induc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treat all “historical facts” equally, researchers will make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choices of “historical facts”, which is difficult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t best, it can only help researchers make choices more easily and “accurately”, not to mention the choice of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interpretation paths, telling strategies, word choice and sentence construction, which involve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ir “human nature” to judge “value” and “meaning”, etc. In general, “digital humanities” cannot make judgments related to “human nature” such as “value” and “meaning”, and this is its limitation.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Personal Life History; Big Data; History
（编辑：王波）
注释：
[1]徐力恒、陈静：《我们为什么需要数字人文》，《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4日，第5版。
[2]王开队：《数字人文与区域史研究：以徽学为例》，《江汉论坛》2017年第11期。
[3]（美）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赵薇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4]如清华大学和中华书局于2020年创办的《数字人文》集刊，中国人民大学于2021年创办的《数字人文研究》期刊等。
[5]“个人生命史”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称为“个人史”，后文统称为“个人生命史”。
[6]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322页。
[8]鲁西奇：《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需要强调的是，鲁西奇这本著作的主旨并不在此，不过其处理史料的方式是值得“个人生命史”研究者借鉴的。
[9]不过，我不保证故事的真实性。
[10]成一农：《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大数据”“数字人文”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1]梁晨：《从求实到求是：数字史学的价值与追求——兼与成一农教授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这篇论文讨论的是本人的《抛弃人性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大数据”“数字人文”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一文。
[12]实际上几乎所有学科都讲求以“真实”为基础，甚至文学也是如此，即虽然其讲述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表达的情感等则是真实的存在。
[13]在这里“用事实说谎”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14]“人性”的定义是什么？在写这篇论文之前，对于这一问题，我可能会去研究一番，从而做出一个同样“理性”的回答。而当我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对此的回答就是，“人性”可以用“理性”来定义吗？如果非要做个定义的话，那么就是：“人性”就是快乐、悲伤、遗憾等让我们不会去在意定义这类问题的感情。
[15]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叶李华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