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尼尔·肖尔；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概念与实践
丹尼尔·肖尔 / 美乔治城大学
汪蘅(译) / 自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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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来，在美国公共话语形式中，“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及其催生出的相关的生命政治话语和标签越来越多。这成为了社会活动者语言的一个模板，他们的语言模仿了“X的命也是命”的这样的语法形式表达。本文通过利用一个收集了上百万近期报纸文章大型数字数据库，运用新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来分析这种现象，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作为表述方式的这种语法结构为何在美国社会中流行起来?“黑人的命也是命”和与其类似的话语形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将新的数字方法与以前的文化研究范式联系起来，运用在语义共振和句法共振方面都能对语言进行语法分析的计算工具，追踪文化话语在历史上出现和演化的轨迹，探索新的数字人文文化研究路径。
关键词:数据库 语义共振 句法 自然语言处理 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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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
“黑人的命也是命”是过去十年中在美国出现的社会运动，其集中体现在社会活动者努力呼吁公众关注美国警察对黑人滥用暴力，并且对此进行抗议。这一运动主要是发生在“街头”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抗议。不过，它也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标签”(Black Lives Matter)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比如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上。
“黑人的命也是命”在美国公众话语中出现得越来越多，这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影响，就是这一话语的出现既催生出大量支持的话语或标签，也催生出大量反对的话语或标签。比如，在移民政策方面，穆斯林裔美国人相信穆斯林被美国政府不公平地对待了，那他们就有了“穆斯林的命也是命”(Muslim Lives Matter)这个标签，而支持警察的人则共同支持“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这个口号。最近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数字人文专刊上，丹尼尔·肖尔发表了一篇文章《“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形式》。文章注意到，原来的话语“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了社会活动者语言的一个模板，他们的语言模仿了“X的命也是命”的语法形式，而这里X可以代表任何所关注的人。
肖尔利用一个收集了上百万近期报纸文章的大型数字数据库，并运用了新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来解析并尝试理解: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表述方式的语法结构中，是什么东西让它在过去五年里成为了美国社会中这么有力量的“公共话语”，包括它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像“警察的命也是命”这样类似的话语。从语言学和结构的立场来看，当你用“所有人”(All)或者“警察”(Blue)来替换“X的命也是命”这一表述方式中的“黑人”(Black)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其中一个会比另一个更有力或者更有公众影响?
在此，肖尔为计算文学研究做出了两点重要的贡献。其一，他把新的数字方法跟以前的文化研究范式联系起来了，特别是跟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概念联系起来了。新的数字档案和方法允许我们重新回顾威廉斯的关键词理论，不过，它力量更强大，也更准确了，因为现在我们能够扫描几十年来(即使不是几个世纪)的上百万的文档。追踪“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媒体上的传播轨迹和它转化、置换成其它形式的轨迹，这跟威廉斯对追踪文化话语在历史上出现和演化轨迹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
其二，肖尔对文化分析和计算文学研究领域当前的先进者提出了有用的方法论上的挑战。当前很多这类工作都依赖于“词包”方法，也就是研究个别的语汇并分析措辞。而肖尔清楚地解释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表述方式的力量，既依赖于措辞，也依赖于句法(形容词-名词-动词)，而且两者是同等重要的。要用数字方法理解和解析“关键词”，就得更熟练地运用在语义共振和句法共振方面都能对语言进行语法分析的计算工具。
(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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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就职典礼这天，我在华盛顿市区走动了几个小时，就在国家广场北边，拿着一张手制标语，写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一天之后，女性大游行将让这座城市市区塞满躯体，游行、歌唱、反复喊口号，但在就职典礼当天，街道静得不同寻常。能体会到对暴力的强烈恐惧(到头来这完全有道理)[1]，尽管我知道我的白肤色可作为保护，而这是非白人抗议者缺乏的;首先，正因为莎拉·阿米德(Sarah Ahmed)所说的这种“身体脆弱性极不平等的分布”，我才拿着“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这几个小时里，这幅标语引发了一系列反应。一群参会者以“胜利”(Sieg Heil)纳粹礼招呼我并大喊“白人力量”。两名男子在我身后转悠，朝我耳中低语“蓝色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但数十名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反复呼喊的是“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
那天，人们对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的反应很难说独特。在其他街头抗议者之间、在其他真实和虚拟空间里，类似的交流在之前和之后都逐渐展现。总的来说，这些话语(utterance)为美国及以外地区当前的政治斗争领域提供了一幅不完全的、高度间接的语言地图。通过它们，派别形成且变得清楚、变得真实，对彼此和自身皆然。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著名说法，它们是当下表现系统的一部分，通过这个系统，我们“践行了”同“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的关系”[2]，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那些条件。新的数字工具会不会帮我们理解这些话语如何逐渐在我们当下的政治运动中发挥其特别的作用?
数字“新闻语料库”(NOW Corpus)这个数据库包含“85亿个词，数据来自2010年至今的网络报纸和杂志”[3]，搜索这个语料库，我们能看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已产出数百后代，在此仅分享少数精选:
白人的命也是命
奥格尼人[4]的命也是命
穆斯林的命也是命
跨性别者的命也是命
谁的命是命
褐色的命也是命
没有谁的命是命
小丑的命也是命
可悲之人的命也是命
土著人的命也是命
无家可归的人的命也是命
红色的命也是命
西方人的命也是命
酷儿的命也是命
未出生的命也是命
犹太人的命也是命
部落人的命也是命
动物的命也是命
“新闻语料库”支持两种搜索机制，这让它比大多数学术文本档案搜索引擎更强大。第一种是正规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s)，这是广泛用于信息学及文本处理的模式匹配语言。第二种是词性标签，用自然语言处理软件将语汇范畴(形容词、过去分词、连接词等等)附加到文本中每个词语上。两个搜索串——“_JJ lives matter”中，“_JJ”匹配形容词，“* lives matter”中，“*”匹配所有词——共同检索薄薄一片福柯所谓的“话语的实证性”[5]，即所说之事的躯体。“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结果在“* lives matter”的搜索结果中最为常见、遥遥领先，出现了14,262次;“所有人的命都是命”位居第二，853次;接着是“蓝色的命也是命”，313次;“白人的命也是命”(在夏洛茨维尔行进时挥舞火把的纳粹分子如此反复呼喊)，278次;列表如是继续，实例众多，例如“动物的命也是命”，只出现数次。
尽管“新闻语料库”大体上不是有代表性的政治话语样本，但“X的命也是命”(X Lives Matter)的各种实例出现于语料库中的频率印证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中心地位和我在就职日见证的那些反驳的相对突出。但频率无法解释其形式、意义或意识形态功能。为此，我们需要扩展我们关于常规语言单位(language unit)的理论，超越字典记录的单个词语，纳入更多复杂、抽象的符号。
对运动的充分而语境化的叙述应涉及民权运动、黑人力量运动和更广泛的政治与思想斗争——为了从持续的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中获得解放——的种种遗产。基恩加·亚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克里斯多弗·J. 勒布朗 (Christopher J. Lebron)和芭芭拉·兰斯比(Barbara Ransby)已经撰写了此种令人赞赏的历史。我这里的范围必然窄一些。在“新闻语料库”的帮助下，我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功能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名称和口号、一句对生命政治价值的断言、“推特”标签(Carney)、“一种提醒和告诫”[6]以及反黑人行动针对的目标。它是言语(parole)中无休止积累的话语之一，同时也已成为集体语言学知识或语言的常规元素(Saussure)。几年内，“黑人的命也是命”已成为中心范例(exemplar)，其他“X的命也是命”的话语以此为基础。[7]在这方面，它发挥了诗意的功能，以普遍存在的、尽管不是完全可预见的方式形塑了人们所写、所说的内容。“黑人的命也是命”部分地预构出一个完整话语场，包括那些反对它的话语，如“所有的命都是命”和“蓝色的命也是命”。
2013年特拉伊冯·马丁(Trayvon Martin)遭谋杀、凶手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宣布无罪之后，艾莉西亚·加萨(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库勒斯(Patrisse Cullors)和奥帕尔·托米蒂(Opal Tometi)创造了“黑人的命也是命”，她们从英语语汇中提取出三个常见词语——black(黑色), lives (生命), matter(重要)——和最普通的英语语法资源，由限定性形容词和名词构成名词短语、加上简单的动词短语，以经典顺序的陈述性断言编织成主语和谓语:[主语[名词短语[形容词Black][名词Lives]][动词短语[动词Matter]]](“女性史”)。不过这么一来，她们也开创了具生产力的“形式习语”(formal idiom)“X的命也是命”[8]，它凭一己之力迅速成为常规符号单元(sign unit)。说话者说出这一习语的独特实例，以形容词(“跨性别的”“土著的”)、量词(“所有”“没有”)或复合名词(“小丑”“动物”)填充其开放的变体[9]。用认知语言学使用的继承隐喻(inheritance metaphor)来说，“X的命也是命”是母结构，和它的范例一道，赋予令其实例化的子代以形式和意义。[10]
“X的命也是命”的某些子代，例如“土著人的命也是命”，表明这一结构已成为主张脆弱的、被少数化的群体价值的标准方式。即使并未意识到自己在以常规形式表达意义的人，也完全能够获知这种实例的含义。相反，“蓝色的命也是命”在语义上就部分模糊。仅仅知道“蓝色”和“生命”这两个字以及限定性形容词加名词的结构，你无法理解“蓝色的命”这个名词短语的含义。驱动“蓝色的命”的是同范例“黑人的命”的相似与对立，说话者必须了解这个名词短语指的是警察的命，而非指伤心之人或蓝精灵(Edwards)。蓝色很久以来和警察相关，如固定说法“the boys in blue”(警察)，然而“新闻语料库”中的证据表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来临之前，将警察称为“蓝色的命”并非常规。显然，“蓝色的命”的“蓝色”是服装而非皮肤，是可以脱下的，要么在工作之外暂时脱下，要么永久离开警察队伍。但“蓝色的命也是命”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抹除这一差异，将“蓝色”这个词的道德与政治含义同“黑色”相提并论，尽管只有后者是生物上专性且无法选择的。这个功能在“蓝色的命也是命”法案中很明显，这几年该法案在联邦和州立法中反复引入，将攻击警察的行为同攻击少数族裔和性少数并列，定为联邦仇恨罪(Lennard)。
“所有的命都是命”提出了略为不同的难题。任何逻辑入门课程都会教授“所有的命都是命”包含“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为什么“所有的命都是命”被当作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驳说出来?单靠语境无法完全解释这种不一致。“所有的命都是命”有两个不同的话语功能，取决于它是否是形式习语“X的命也是命”的实例[11]。非习语的应用不是“X的命也是命”的实例，此时[主语[名词短语[限定词All][名词Lives]][动词短语[动词Matter]]]是不言而喻的，是最温和的普遍化断语。相反，作为习语使用时，其功能是纠正“黑人的命也是命”，用“所有的”替换“黑人的”，同时保持结构一致，这种方式中，说话者在对话中“重塑”一句之前的话语，从而暗中纠正另一人[12]。其他的“反运动”[13]以另一种特性(“蓝色的”“白人”“可悲之人”)对抗“黑人的”特性，而“所有的命都是命”则将要求平等对待重塑为要求特殊对待、将要求完全的法律保护重塑为对法律普适性的违背。
也就是说，“所有的命都是命”模棱两可地实现了两种不同话语:恰当地说，即同音异义词，既然它们实体化了与不同常规功能有关的不同符号、而发音相同。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范例之前，只存在第一种、非习语的话语。
对于寻求对抗或颠覆“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解放目标的人，“所有的命都是命”的含混不明是其政治吸引力的关键。它不同于狗哨，用哲学家詹妮弗·索尔(Jennifer Saul)的话说，狗哨包含“加密的、隐藏的信息，仅针对一般听众中的部分人”[14]，而“所有的命都是命”既无隐藏也无私密。相反，它为说话者提供了由最低程度上可信的另一种公共解读提出的似是而非的可否定性(plausible deniability)。当这一习语中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功能被呼喊出来，非习语话语的温和普适性就可被引证，用来辩护无知或(差不多一回事)天真[15]。
字典、词语索引、索引及其他印刷工具长久以来为学者提供了研究关键词历史的手段[16]，去批判围绕它们“产生的身份、地点、族裔和社会构成的意识形态”[17]。数字语料库对形式习语所做的也是一样，方法是追溯其实例的变体(variety)，其中仅有极少数会出现于任何个体的经验、阅读过程或推特线索中。计数(counting)有时能提供信息，但此处显然只起次要作用。数字人文中占据中心位置的“词袋”(bag of words)方法[18]尤其不合适，因为为了数单词，它们正好丢弃了正在研究中的那些语言特性——句法、结构、语序、合成性、范畴划分、习语性。反之，数字语料库使话语的形式、意义、历史和政治功能的定性研究成为可能，它们令扩展的语言符号系统实体化[19]，从单个词语(“黑色”)延伸到形式习语(“X的命也是命”)、直至语言中最常见的短语构造(名词短语)。
不愉快的“X的命也是命”家族继续生长，几乎每天出现新的子代。和行进于其横幅后的政治事业一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诗意工作仍未结束，每个新增的实例都提供了那个最基本的生命政治学问题的不同答案:“谁的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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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olitics and Forms
Daniel Shore
Abstract: The past dec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witnessed the rise of discursive form “Black Lives Matter” (BLM) that has been manifested on the streets as a series of organized protests, and also gained significant traction and influence through social media. It has spawned a number of both friendly and oppositional discourses, following the grammatical form of “X Lives Matter.” This essay uses a large digital database that collects millions of recent newspaper articles, and deploys new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bout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Black Lives Matter” formulation has made it such a powerful public discursive utterance? What happens when “Black” in this “X Lives Matter” discursive formulation is switched by “All” or “Blue?” It connects new digital methods to older cultural studies paradigms, takes computational tools to parse language both in terms of its sematic and syntactical resonances to explore new ways of comput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Digital Database; Semantic Resonance; Syntax;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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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姜文涛
注释：
[1]我所在的人群被特朗普的摩托骑手短暂攻击了一阵。关于2017年就职典礼上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参见Landay, Jonathan, and Scott Malone,“Violence Flares in Washington during Trump Inauguration,”Reuters, Jan 20,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inauguration-protests-idUSKBN1540J7.描述了警察对他们逮捕的一些反特朗普的抗议者的暴力对待。
[2]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1965.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Verso, 2005, pp. 223-224.
[3]“新闻语料库”及其搜索界面由语料库语言学家马克·戴维斯(Mark Davies)所创，www.english- corpora.org/now/。
[4]奥格尼(Ogoni)人是生活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原住民，组织了“奥格尼人民生存运动”。——译注
[5]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lated by Rupert Sawyer, Tavistock, 1972, p. 126.
[6]Taylor Keeanga-Yamahtta, 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 Haymarket Books, 2016, p. 6.
[7]Joan Bybee,“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Language, vol. 82, no. 4, 2006, p. 714; Paul Hopper“, Emergent Grammar,”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87, pp. 139-157.
[8]Chales J. Fillmore et al.,“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vol. 64, no. 3, 1988, pp. 505-506.
[9]关于“黑人的命也是命”，加萨极为开门见山地写到形式习语被挪用的伦理问题。
[10]Adele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72-74.
[11]Paul Kay, Charles J. Fillmore,“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Language, vol. 75, no. 1, 1999, pp. 4-6.
[12]Jeremy. K Boyd, Adele E. Goldberg“, Learning What Not to Say: The Role of Statistical Preemption and Categorization in A-Adjective Production,”Language, vol. 87, no. 1, 2011, pp. 58-59.
[13]Amanda Nell Edgar, Andre E. Johnson, The Struggle over Black Lives Matter and All Lives Matt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 pp. 25-27.
[14]Jennifer Saul“, Dogwhistle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Work on Speech Acts, Daniel Fogal et al eds.,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8, p. 5, doi:10.1093/oso/ 9780198738831.003 .0013.
[15]See Gloria Wekker, White Innocence: Paradoxes of Colonialism and Ra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1976. Revise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3.
[17]Stuart Hall,“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 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2, no. 2, 1985, p. 108.
[18]See Ted Underwood, Distant Horizons: Digital Evidence and Literary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Andrew Piper, Enumerations: Data and Literary Stud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Lauren F. Klein,“Distant Reading after Moretti,”Arcade: Literature, Humanities, and the World, arcade.Stanford.edu/ blogs/distant-reading-after-moretti; Nan Z. Da,“The Computational Case against Computational Literary Studies,”Critical Inquiry, no. 45, 2019, pp. 601-639.
[19]Adele E. Goldberg,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5.
原刊《数字人文》2020年第3期，转载请联系授权。
本文译自:Daniel Shore“, The Form of Black Lives Matter,”PMLA, Vol. 135, No.1, 2020, pp.175- 179.感谢作者以及美国MLA出版的PMLA杂志授予中文翻译及在本期刊发表的版权。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丹尼尔·肖尔(Daniel Shore)，乔治城大学英语教授，讲授早期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和数字人文;著有《赛博形式主义:数字档案中语言形式的历史》(Cyberformalism: Histories of Linguistic Forms in the Digital Archive)等。